《全唐文》是一部钦定敕撰、以唐五代文为辑录对象的断代全集。编修活动始于清嘉庆十三年(1808),完成于十九年(1814),100多名翰林学士花费7年心血编纂而成。全书共10卷,收录了唐代3035位作者的20025篇文章。后来,光绪年间的著名学者陆心源在《唐文拾遗》、《唐文续拾》中又辑录了 2871篇。以上三部书合计,共收唐文22896篇,其中诏令奏议等公文11427篇,占到50%。这是研究唐五代时期公文不可或缺的基本文献。本论文是对《全唐文》公文进行的专题研究。从文本统计入手,通过大量具体文本的解读,结合当时的社会状况、政治形势和公文运作制度及其他相关文献,从文体学、史学、文学等角度对唐代公文做全面描述和研究。第一、二、三章以述为主,分别从作者、法典规定文种、实际政务使用文种等视角,介绍唐代公文的种类、时代变化、文体和作者分布等情况,印证或纠偏某些以往既定的唐代公文印象:制、敕、诏是唐诏令文书的主体,诏文用来发布重要政令,并未因避武则天的讳而消失,唐三百年一直未间断使用且数量众多,只是未列入唐法典规定的公文文体中;存在一些史书未记录或不为人重视的文种,如诏意、委曲、别纸等;严格意义来说,奏抄并不能算是一个独立文种,是尚书省对官员奏状的预审核;判文中仅有少量的实判具有公文属性;“札”文体在唐朝而非宋朝发展定型,五代十国已经广泛使用。第四章着重探讨公文发展及公文所处社会的特点。唐朝公文在各个时期有所变化:初盛唐重视王言,制敕之文讲究词采;中唐公文务实,内容多与朝政改革有关。奏议在古文运动的影响下,骈散融合,用语逐渐走向通俗化;晚唐又回到骈文的道路,文笔更加洗炼流畅,论述更加深刻明确,颇具说服力和感染力。骈文一直是唐朝公文的主流,尽管中唐时期有很多散体创作,并未影响到公文整体的写作面貌。公文各文体在唐也有变化:诏令文书分化出诰、赦文、德音和批答等亚文种,敕文功能愈加强大;奏议文书中表、状占据主导地位,盛唐以后状文替代某些表文功能;晚唐中央权力减弱,诏令文书大幅减少,幕府公文迅速发展,出现众多新文种。伴随着藩镇制度的形成,朝廷礼制公文减少,地方官场应酬公文增多。第五章从哲学、政治制度、史学几个方面对演变原因进行诠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公文体系存在着差序格局:以皇帝为中心,诏令文书、奏议文书和官府文书由内而外扩散,价值序列层层递减;以开元十一年为界,中书门下体制形成,公文文体发生巨大变化,敕牒出现并大量使用,奏状替代奏抄成为主体公文;为高度适应政务,唐形成一套完整的文书运行体制,并随着中枢体制的变化和地方行政管理机构的变革而调整。余论简要论述了唐代公文独特的风貌对当下的启示。文以载道,士人担负着为天下开太平的使命,这恰恰是现在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使命。责任担当、砥砺前行的士人精神,在公文中一览无遗。这种士人精神需要继续传承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