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的日益密切，国际大型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日益加深，国际资本跨市场套利行为以及投资者心理预期的一致性等多种因素，这都使得不同国家（地区）的股票市场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同涨同跌”的特征，学术界将股票市场间的这种表现特征称之为联动性。我国上海股票市场建立至今不过20多年的历史，由于政策限制和资本管制等原因，在上海股票市场运行的初期，香港股市和上海股市表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它们之间的联动性也比较弱，但是我国从2002年加入WTO以来，随着经济体量和国际话语权的逐步提升，内地和香港地区的经贸合作与联系的日益密切，同时我国资本市场进行了股权分置改革、QFII制度、QDII制度以及人民币汇率改革等多项重要改革，这些因素和改革措施在提高股市运行效率的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我国股市同外围股市、尤其是和香港股市之间的联动性。2014年11月17日，上海股票市场和香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以下简称“沪港通”）开始正式实施运行，这是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的重要制度创新，而且是内地股票市场对外开放迈出的关键一步，引起了境内外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在资本全球化流动的大趋势下，上海和香港两个股票市场的相互联通，实现了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在互惠互利基础上的融合共进，大大提升了两地资本跨境流动的效率。沪港通的开通，一方面增强了沪港两地股市的联动性，另一方面，两地股票市场之间的风险传递和收益波动的关系较之前变得更加直接和迅速。因此，结合沪港通实施的大背景分析沪港两地股票市场间联动性的变化情况，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和潜在的风险，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地防范由于沪港股市联动性变化带来的风险冲击就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在文章的第一部分中，本文首先介绍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以及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总结本文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随后在界定本文研究范畴的基础上，又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国内外关于股市联动性相关文献进行较为详尽系统的综述;在第二部分中，基于文献综述和股市联动性的理论基础，本文从“市场有效”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和“市场无效”的市场传染因素两个角度来分析股市联动性的原因;然后在此基础上，将沪港通背景下的资本流动和风险传染因素考虑在内，从经济基本面和市场传染因素两个方面定性分析沪港股市联动性的原因;随后从对我国资本市场和我国金融安全两个方面，分析了沪港通开通后沪港股市联动性变化带来的影响。本文的第三部分是进行理论模型构建，本文选取了1990年到2016年的上证综指和恒生指数作为样本数据，并且介绍了实证分析所用到的方法和模型: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脉冲响应函数、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和DCC-MVGARCH模型等，提出以下实证研究假设:(1)沪港股市存在联动性，且沪港股市波动率的相关性具有时变性特征;(2)沪港股市联动性在沪港通开通后发生变化，且这种变化具有时变性特征;(3)沪港两地股票市场稳定的联动性有助于防范和控制风险，是中国资本市场渐进式开放的前提。本文的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实证分析主要从收益率传导与波动溢出效应两个角度出发，系统地分析和探讨上海股票市场与香港两地股票市场的长、短期均衡及其内在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从收益率角度看，上海股市与香港股市存在联动性，沪港两地市场呈现出比较稳定的均衡关系，同时上海股票市场对香港股票市场具有长期均衡的负向调整力度，且调整力度相对较大;(2)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本文发现在研究的全时段内上证综合指数是引起恒生指数变化的原因，也就是说上海股市对香港股市的影响比较大;沪港通开通之前上证指数是引起恒生指数变化的原因，恒生指数不是引起上证指数变化的原因;沪港通开通之后得到同样的研究结论。但本文通过调整滞后期间发现，沪港通实施后，当滞后期间为3到7的时候，沪港两地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这也说明沪港通开通后，从格兰杰因果检验说明沪港两地股市联动性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增强的;(3)向量自回归模型的实证表明，我国上证指数的增量不仅仅受到过去的上证指数的影响，而且同时受到恒生指数的影响，同理恒生指数也有相同的表现。但是从拟合优度的角度看，两者的模型与真实值拟合较差，说明上证指数与恒生指数表现与滞后期即过去的表现几乎无关，不存在联系性，本文也从金融学理论中的马尔科夫过程基本假设给出了解释;(4)沪港通开通后，沪港股市联动性发生显著变化，沪港两地股票市场的相关性显著上升，并攀升到历史最高水平，即沪港两地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使得沪港两地股票市场的相关性上升，体现了两地市场目前高度的相关特征，且具有时变性特征，在2015年下半年“股灾”期间联动性有所卜降，本文在研究结论中结合沪港股市联动性的影响因素给出了原因分析;(5)通过动态时变相关性图发现:上海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相关性自2006年底开始逆转，沪港两地股市的相关系数从0.16攀升至2008年的0.5上方，并保持稳定的相关性至今。沪港两地股票市场有着较高的均衡相关性，可以保证两地市场互联互通后波动一致、买卖方向相近、资金流动趋同从而达到风险总体可控的目的。该发现揭示了选择沪港股市互联互通作为我国资本市场渐进式开放第一步的原因与路径，符合我国资本市场改革稳健开放、逐步开放、风险可控的原则。在最后一部分，本文在第四章定性分析和第六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系统整理本文研究结论并进行进一步分析，从影响因素的方面对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解释。随后分别从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和政府三个相关主体提出针对性的投资建议和政策建议，结合本文研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　　鉴于“沪港通”启动的时间周期尚短，学术界的研究也处于初始阶段，可供借鉴的文献与资料不多，本论文的研究亦带有尝试性。与目前既有的研究相比较而言，本文在以下方面可能具有一定的新意和创新点:(1)研究内容的特色，本文尝试在系统整理股市联动性理论基础之上，相对系统地从“市场有效”的经济基本面因素和“市场无效”的风险传染因素分析沪港股市联动性，并且结合沪港通的大背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尝试加入资本流动和风险传染的因素来解释沪港股市联动性，同时还从现实角度分析了沪港通开通之后沪港股市联动性变化的特征，尤其是2015年下半年的多次“股灾”带来的冲击，并结合金融学理论和股市联动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2)实证分析方法的创新，本文采用了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ECM)、脉冲响应函数、向量自回归模型(VAR)以及DCC-MVGARCH模型等多种实证分析方法和模型，从动态变化的视角分析沪港股市联动性的变化，验证了我国政府为何选择沪港股市开展互联互通机制等结论，一些研究内容在之前学者的研究中都鲜有涉及。这种分析方法对于研究即将实施的“深港通”、“沪伦通”等都一定的现实借鉴意义。　　但是股票市场的联动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和金融现象，因为涉及的经济变量和影响因子太多，对其运行规律的探讨和研究是一个极其艰巨的工作。再加上前面所述，“沪港通”还是一个新生事物，其运行还未完全进入常态化，运行数据还十分单薄，因而对其研究只能是初步的。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吸取了之前研究的优点，综合理论定性分析和定量实证分析的思路和方法展开研究，虽然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和体会，但由于影响沪港股市联动性的因素太多，再加上本人在研究能力、时间和精力等方面的局限，对股市联动性的形成原因、运行机理的推导与描述，其论述还不全面，理论说服力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由于数据获取和预期等因素很难量化等原因，在实证结论部分结合影响因素对实证研究结论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没有针对具体影响因素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本文也曾尝试对具体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但是限于本人研究能力、时间和精力等方面局限，加上数据获取和预期等因素很难量化的原因，并没有针对具体影响因素展开更深入的研究，因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与完整性尚需进一步检验。对定量分析工具的运用和组合，其效果也需要再斟酌对比。总之，本文是对一个新生事物的探索性研究，既是探索之作，也是引玉之砖。论文中的不足与遗憾之处，也将是我未来努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