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没有新型的农民，就不可能建设新农村，就不可能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的调整和城乡产业结构升级，增加农民的收入。在农民培训供给的定位上，由于各级政府在目标追求和管理范围方面的差异，存在着“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阻碍着政府功能的有效发挥。政府在农民培训供给中担当何种角色，承担何种职责，如何给自身定位呢?这是各级政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中，面临的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本文对当前我国农民培训需求与供给现状进行实地调研、述评，借用成本—收益理论，从政府、企业与农民三个角度，分析制约农民培训有效供给不足的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农民培训的属性切入，借鉴德国、美国、英国和韩国等国政府在农民培训中的主要做法，探讨了我国在解决农民培训供给中的政府角色定位、介入范围以及责任界定。本文最后就如何解决农民培训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本文认为政府除了在农民培训供给中发挥自己的积极的主导作用同时，还应界定政府与市场供给的合理边界，实现优势互补，规范中央、地方关系，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体制；引入竞争与市场化机制运作，建立多元化的农民培训供给机制，调动私人企业、培训市场、农会组织等机构供给的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