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规模逐渐加大,由此带来的贸易规模与产品结构效应是政策制定者决策的重要参考。制度距离差异简化定义为东道国与母国间制度质量的相对差异,本文研究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三个维度。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投资的贸易规模与产品结构效应在与中国制度距离差异下有所区别,而基于此视角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基于制度距离差异视角,对该视角下投资的贸易规模和产品结构效应是否存在差异、长短期有何具体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旨在根据得出的相应结论,并结合中国OFDI和贸易的情况,帮助中国企业在投资的区域、行业等提出合理建议,由此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更好发展。本文首先阐述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以及梳理现有文献。接着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OFDI和贸易的现状,并测算中国与沿线各国的制度距离,再依据制度距离差异将样本国家分类。最后选取2009-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2个样本国的各类产品进出口贸易额、投资额、地理距离、贸易开放程度以及东道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等指标进行面板回归,分析制度距离差异下投资的贸易规模与结构效应有何差异。最终得出如下结论:1.现状分析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OFDI和贸易在区位选择上较集中;在行业分布上也较集中,但逐渐多元化。2.实证分析得出,投资的贸易规模效应在不同制度距离下有所差异。对与中国制度距离小的国家的出口促进作用大于进口促进作用,且长短期都表现为出口创造效应,且只有长期表现进口创造效应;对与中国制度距离大的国家的进口促进作用大于出口促进作用,且长短期都表现为进口创造效应,而只有长期表现出口创造效应。另一方面,投资的贸易结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短期来看,对与中国制度距离小的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有优化升级作用,而对与中国制度距离大的国家产品结构影响不显著;长期来看,对与中国制度距离小的国家的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程度也更高。3.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贸易开放程度、地理距离等因素会影响投资的贸易效应。其中,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对贸易有促进作用,地理距离对贸易有约束作用。最后,本文针对“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政策策略等方面提出了如优先考虑对与中国制度距离小的国家投资等建议,以此希望中国企业在对沿线国家的投资与贸易方面有更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