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设立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不断深化。本文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实现路径为切入点，以马克思主义如何中国化为中心，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一是，扩展了研究对象，不仅仅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看作一个理论发展问题，而且将其看做一个实践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论演化到实践践行经过的一系列转化环节;二是，拓展了研究视野，不仅从宏观上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而且注重微观和整体研究;三是，运用了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国内许多学者主要从历史发展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如何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在论证过程中，本文将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这一问题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章运用伊莫尔·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指出内在与超越的统一性存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只有在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正确地定位才能对马克思主义怎样中国化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文中运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马克思主义总的指导原理的普遍性与中国实践的具体性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将其分解成横向上、纵向上、现时性的三重矛盾。通过这三重矛盾的分析，推出内在与超越的统一性存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　　第二章对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路径的探索做归纳和总结，反观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对其应具备的前提条件进行分析。选取了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为个案进行比较分析，从他们的个人经历以及学术著作中挖掘他们在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所遵循的路径。陈独秀遵循的是“实践—理论”的实现路径，瞿秋白遵循“理论—实践”的实现路径，毛泽东通过切身经历探索出来“实践—理论—实践”的实现路径。通过比较能够看出，“实践—理论—实践”是一条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路径。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只有遵循“实践—理论—实践”的路径才能正确而有效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　　第三章运用哲学中理论与实践的相关理论对人民大众的实践如何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如何表达对理论发展的诉求等问题进行分析。首先，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实践为起点的缘由。其次，从哲学的角度对实践中如何生成发展理论的诉求等问题进行分析。再次，结合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分析实践诉求的表达方式，即“基本问题”与非“基本问题”的生成与演化。从“基本问题”的生成和非“基本问题”的演化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针对的问题，不是研究者对文本的案头梳理，更不是考摘书本上的词句对理论的抽象演绎，而是历史条件和社会矛盾成熟的客观产物。最后，从共时性维度、历时性维度和现时性维度对如何定位实践诉求进行分析。　　第四章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应对实践诉求，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四个环节，调查研究、定点试验、经验汲取和理论提升。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接触客体，了解客体的主要途径，它不仅能够澄清一些模糊的事实，而且能够统一思想。定点试验是解决问题的试验田，不仅能够降低理论运行风险，而且能够推进理论内生。经验总结是在这两者的基础上由感性到理性的台阶，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进一步理清正向、强向关联，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生成提供充分的素材;借鉴国际经验，有利于提取“共性”要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探索搭建“共性”参照平台。理论提升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的最终环节，不仅能将粗糙的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而且可以将零散理论系统化。　　第五章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如何走向实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走向实践面临着认知误区、认同障碍和利益阻滞三重障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成后朝着三个方向发展:一是理论在学术层面的演进与分解。演进让理论更加完善与深入，分解让理论越发通俗。虽然从表面上看，这种转换看似与理论的践行相隔甚远，但它却是理论继续被深化的必然，也是理论被大众理解的前提。二是理论在大众中的传播与吸收。只有得到大众认同，实践才可能得以进行，没有得到大众认同的理论，即使强制推行，也必将处处受到掣肘。三是理论在现实层面的转化与践行。抽象的理论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和政策才能让理论真正地转化为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经过学理化、大众化和现实化多个环节最终融汇到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中。　　第六章审视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路径的过程，对贯穿于其中的三个问题进行分析。一是关于问题意识与整体建构的有效链接。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在问题意识引导下逐步推进，问题意识的贯穿能够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关注实践，贴近实践，但是问题意识的主导并不是尽善尽美，对问题的过度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整体建构的相对滞后，如何建立问题意识与整体建构的有效链接是当前需要关注的问题。二是理性选择与经验汲取的恰当契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过程中贯穿着两种推动力量，一种是理性选择，一种是经验提升，二者交纵发展与恰当契合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内在理路，如何实现二者的恰当契合，避免由于一方偏执而造成的损失，是当前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灵魂性与灵活应用之间的张力制衡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另一方面要灵活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把握灵魂性与灵活性之间张力的限度，避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结合”的偏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以上六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基于历史与逻辑的方法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路向进行展望，提出如下观点，一是，注重微观领域的研究。研究方法需要由“宏大叙事”转变为“微观论证”，研究内容需要从历史事件先后顺序的机械重复转变为历史事件内部主次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二是，在研究视域上，由“中心”向“边缘”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主要还是以领导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中心”，对非核心人物和非重大历史事件等这些“边缘”性因素关注不够。与微观论证研究方法相契合，要求我们在研究视域上由“中心”向“边缘”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