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俗文学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不单是如从天而降般的学术新发现,而且是与中国学术的发展有很深的渊源。外部渊源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方思想的输入加上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敦煌得宝的刺激。内部原因是清代西北史地研究与考证学的危机、学术新材料出现的影响、雅俗文化转型的风气。多元的因素为敦煌俗文学研究提供了学术积累和心理准备,使从清入民国的学者对敦煌材料的接受、研究没有过多的心理障碍。1909—1917是敦煌学初步展开的阶段,多集中在敦煌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刊布,如罗振玉、王仁俊、蒋斧等辑录的资料专集。此阶段敦煌学研究的特征是延续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的风气和偏重对四部书的校勘研究。1917—1927是敦煌俗文学研究与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互动阶段。此阶段的敦煌学研究趋势是从四部文献向俗文学转变。敦煌俗文学的发现与开展研究,实是受到新文化思潮的影响。而敦煌俗文学研究发展在广度和深度的增强,又反哺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学成为中国文学史的正统地位,提供“古已有之”的证据。罗振玉《敦煌零拾》与刘复《敦煌掇琐》等资料专集的刊布为敦煌俗文学研究提供大量材料,使学者可以看到真正的民间文学面貌。王国维、胡适、郑振铎等名家的敦煌俗文学研究也体现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方向。但现代中国学术的发展不只有那些名家,而是受新文化风气影响的众多学者共同参与的进程。1927—1937的敦煌俗文学研究的发展是对新文化运动理念的巩固与具体实践阶段。胡适“溯古证今”式的敦煌俗文学研究是与其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地位与白话文学史观之建构分不开的。从敦煌写卷中溯源,证明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史之正宗与正统地位,其根本目的为“再造文明”。胡适之历史演进的学术方法为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与民间故事研究带来启示。顾颉刚用历史演变的角度梳理孟姜女故事,成为具有典范式的研究。此种方式形成一种研究风气,对敦煌俗文学的研究方法也带来重要影响。容肇祖、钱南扬、张寿林、王重民等学者的俗文学研究都不同程度带有顾颉刚故事研究方法的影响痕迹。敦煌变文研究从多以写卷为中心之题跋研究逐渐向运用敦煌写卷材料来考察故事题材演变的方向发展。顾颉刚故事研究模式下的敦煌俗文学研究对学术的贡献:用历史演进方式研究民间故事,提高俗文学的地位。乘新文化运动的思潮,关注民间文化。对“二重证据法”的继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