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一个特别的存在。无论是前后风格评价各异的创作还是她浮浮沉沉的政治命运都是说不尽的话题。而这种种争议与曲折都似乎与其30年代“向左转”有关。可是综观以往对于丁玲转型的研究,不管是从政治角度的肯定认同还是新时期从艺术出发的“惋惜之声”主要集中在转型的得失评价上,从而使研究局限于一种二元对立的模式,忽略了对转变过程中存在的内在思想驱动力与承接性的考察。在知识分子、革命者、女性三重角色中,丁玲的性别意识使她在前期五四作家(知识分子)和后期左翼作家(革命者)的创作中都焕发出有别于同一时期群体的精神特质,成为其创作历程的一条内在脉络。所以本篇论文以基于女性立场的两性情境为线索,通过对转型前后各时期代表小说的解读,来探讨丁玲对于女性出路的思考,并勾连起“向左转”前后的思想脉络。丁玲的小说创作一般可分为三个阶段。《在黑暗中》(1928)、《自杀日记》(1929)、《一个女人》(1930)等三部小说集是自我感伤小说时期,丁玲以时代女性的绝叫呐喊发声于沉寂的五四后期文坛。莎菲女士们冲破了封建家庭的束缚,渴望寻找到理想的男性拥有平等的两性关系,可是现实中男性的猥琐无力让她们失望,陷入了另一个无路可走的境地。从长篇小说《韦护》到《水》的诞生,则是丁玲创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革命带来了男性力量的复苏,小说中韦护、若泉等男性革命者成为女性方向的引路人,并主导了两性关系。因此,革命也附上了罗曼蒂克的想象,呈现出明媚的色彩,指向一个理想两性情境的世界。然而正是由于转向的非理性也成为丁玲之后进入革命体制发生抵牾的根源。这也是丁玲第三个阶段小说创作中对于女性出路的困惑。《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小说透过女性投身革命却陷于艰难的处境,反映了女性与男性革命者化身为体制同盟后之间的裂痕。但是在强大的政权组织面前,微弱的女性诉求被政治话语所吞噬,只有以阶级的名义整编到男性意识形态的组织体系才是女性得以生存的必经之路。这一切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得到了全面体现。尽管党性的自我催眠不断被强化,但是被压抑的性别意识还是会不自觉跑出来,这让丁玲的小说评价即使被认为完全转向后仍然呈现出复杂的解读。这一条女性寻找理想男性,跟随男性革命者投身革命却在革命体制中重新受到压制,继而被整编的道路,不仅反映了丁玲在小说对现代女性曲折命运的思考,我们也可以从这思想脉络的梳理中找到丁玲这一生跌宕起伏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