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来,由构想到快速实施,再到上升为国家战略并写进党章,整个过程进展迅速、成果丰硕,主要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了国内和沿线国家经济发展需要,得到了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基础设施联通促进政策沟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协同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优先领域和基础环节。亚洲国家近年来迅速崛起,金融、贸易、投资一体化水平逐年提高,国际影响也在逐年上升,是整个“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先行的首选和核心区域。但是由于亚洲国家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差异明显,基础设施先行在优化配置、政策规划和融资安排方面存在很多问题,论文基于此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标的:“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先行的优化配置、政策规划和融资安排。由于“一带一路”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先行属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范畴,论文以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理论为理论根基,从优化配置、政策规划和融资安排三个层面为后面论述做好理论铺垫。根据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化配置理论,区域基础设施的优化配置需要重视需求端,主要表现在贸易便利化和投资环境优化两个层面。首先,论文采用经典的引力扩展模型基于贸易便利化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当一国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通信基础设施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会越来越显著等;不同收入水平国家之间的进口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要求也不相同等结论。其次,论文采取熵值赋权法基于投资环境优化来分析基础设施先行的优化配置得到:“一带一路”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要进行差异化配置,中西亚国家主要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主要产业经贸合作区建设等。根据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政策规划理论,合理的政策规划,有助降低基础设施运营成本,提高基础设施的供给效率。论文基于欧盟在建设跨欧洲交通网络和能源网络中在政策安排、顶层设计、体制机制、优先项目和融资安排上积累的非常丰富的经验提出“一带一路”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先行的政策规划:在构建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层面,基本原则包括安全和高效性、可持续性、经济性、开放性和包容性;基本步骤首先是确定交通基础设施主轴,然后是构建区域网络;政策机制主要包括建立“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委员会、实施优先项目策略和建立“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联合基金。在能源网络构建中,主要是为了保障区域能源供给的安全性、持续性和高效性,需要在整体规划的基础上,注重生态保护和高新技术的应用。根据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融资安排理论,合理的融资结构安排,通过多元化基础设施供给主体,有助于克服政府供给失灵和市场供给失灵等问题,能够有效地发挥各个主体的优势,增加基础设施供给的灵活性和效率。对于“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地区,大部分国家因面临财政赤字而不断收紧财政预算,国际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有限,而规模庞大的社会资本具备弥补“一带一路”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缺口的潜在优势。PPP模式是社会资本参与“一带一路”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最理想模式,但是PPP模式成功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论文基于泊松回归模型和广义最小二乘法模型得到“一带一路”亚洲国家PPP模式成功实施需要低通胀、高经济开放度和灵活成熟的金融市场等宏观经济环境;也需要良好的政治环境,包括政府较高的执政效率和监管水平,以及稳定的政局;巨大的潜在市场规模对PPP项目成功实施也非常重要。另外,较低的债务水平、国际多边开发机构提供的援助以及通过出口自然资源获得收入都将有助于吸引私人资本参与到基础设施建设中来。新时代开启新征程。论文在最后,基于“一带一路”沿线亚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分别从优化配置、政策规划、融资安排三个层面对“一带一路”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先行的项目布局、区域分布、产业合作、机构设置等进行展望,并且提出了我国的策略考量,包括由基础设施先行向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并重转变、由区域融资供给向全球资金供给转变以及由基础设施供给向高级制度供给转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