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是制造业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保证,随着全球化贸易的发展,我国制造业依靠人力资本发展无法形成竞争优势,因此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与金融业深度融合,有助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产融结合已经成为众多大型制造业产业集团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产融结合能够带来双方在资本、人才、管理等方面的结合,带动企业扩大研发资金投入以有效提升主营业务,最终实现金融部门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金融行业利润率远高于制造业行业,在资本逐利性的驱动下,大量实体企业开始不断投资房地产与金融等行业,在资产负债表中体现为金融资产配置比例不断提高,研发项目投入不断下降,因此当以跨行业套利为目的短期金融投机行为成为企业获利的主要经营策略时,产融结合会进一步抑制企业的创新发展动力。本文使用2008-2017年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数据,基于B-样条展开的非参数分位数模型,更加真实地捕获产融结合及其融合方式对研发投入的非线性异质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产融结合对企业研发投入呈现“N型”非线性影响特征,存在最优产融结合水平实现企业研发投入最大化;(2)产融结合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异质影响,对于创新能力较高(中高分位点)的国有企业与高科技企业,其研发投资水平随产融结合程度提高更多表现为套利动机下的研发挤出效应,而创新能力较低(低分位点)的非国有企业与非高科技企业则表现为研发促进效应;(3)产融结合方式对企业研发投入存在不同影响,与持股非上市金融机构相比,企业持股上市金融机构时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更显著;(4)通过条件概率密度函数分析发现:随着产融结合程度由低向中等水平增加,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水平先增加后减少,同时研发投入取值不确定性增加;产融结合水平由中到高水平增加时,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水平由减变增,同时研发投入的不确定性继续增加。本文研究表明,中国制造业企业不应盲目提高产融结合程度,应与自身创新能力相适应,为通过选择合理的产融结合水平与方式达到提升研发投入目标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