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纪下半叶是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自北都失陷,中原士人便开始流徙的旅程。伴随之后数个南明政权的建立,又有大批江南士人离开故土,他们或隐匿在政权未及的暧昧地带,或随着南明朝廷一路到达天之南、海之东,此种经验历程及其相关的诗文创作是为前朝所罕见。此间的乱亡经验和地域迁移也一再成为影响士人创作的转捩点。在飘零情景下所写之“西南诗”、“岛屿诗”、“海上诗”,以及与战乱相关的北征南行、渡江浮海的行旅创作便是易代士人离乱经验之代表。在清初满族统治初步稳定,流离南方的记忆尚未消褪,清政府对江南地区的控制又造成了大量士人流离北方、直至满族旧地,再一次开启了通往帝国边缘的旅程。与流亡海外的遗民体验相似的是,对流人而言关外是天地之绝域、广舆不载之地,既无知识论的理解框架,更缺乏身心的感知经验。北方的严寒气候和地貌往往给初至的流人极大的心灵震撼,然而与南明士人不间断的流徙不同,流人长期居住的心态也让他们重新发现这片未知之地的生机,相比柳宗元贬谪时囿于个人怨愤将边地山水视为囚山、愚溪,长久的在地生活使得清初流人每每能与异域山水坦然处之,他们不仅尝试将陌生景观纳入美感的系统,也以文字的形式转换存在的样态,“以使人可传而可述”。本文基于上述关照研究江南士人在清初群体性的离散经验与相关的风景/地理书写,并按离散的路径分为“流亡南方”与“流放北地”两编。其中上编第一部分处理流亡创作中的疆域表征,包括南明帝国疆域的存在形态与播迁士人对流离地域的感知及想象形式。第二部分讨论南方遗民的流亡抉择,诸人或辗转抵抗、以死殉节,或彷徨草泽,避世隐遁,差异的选择也造成了失路与忏悔的不同情感结构。第三部分选取东南闽浙、西土桂林与南荒孤屿这三个地域书写的侧面,考察南明士人在地经验的同时讨论地方空间的象征与隐喻意涵。希冀复国的遗民通过改变地缘关系的想象与修辞,努力为流亡王朝与士人所处的空间确立意义。一系列中兴论述的修辞转换背后,既对应着南明数朝流离的现实,亦显示着士大夫群体挪用地缘符号为自身遭际寻求意义的努力。下编第一部分分析清初流人进入异域的早期经验与地域感知:山海关外的世界首先是江南流人心智结构之外的“未知之地”,在想象之外,更是以肉身亲涉的方式生成对此地域的感受和认知。第二部分论述流寓创作中处理人与地关系的三个层面:首先是对边地气候、温度、色彩等要素的感知;其次是对南方的回忆与依恋,并依靠诸物件希冀在边地想象性地占有江南;最后是通过更为理性的思考对边境地理进行多方位的探索、考据与诠释。由此,从塞外的荒芜地域中逐步衍生出安居与情感的空间。第三部分讨论流人一些更为主动的介入行为,士人通过在地的居住经验与文学想象都不同程度地创造了塞外地理崭新的文化与美学意涵:或藉由命名山水的文学实践规划与收编曾经无名、荒芜的地景,或发掘白山黑水之间的浪漫地理与崇高美学,抑或通过东北边疆与界域的记述及思考重构帝国疆域空间的想象。通过这些介入性的文学实践,流人不断发掘着地理与风景的新经验,在曾经的未知之地上镌刻文化与家国的新意义。在这些论述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勾勒人、地与诗之间的多重关联,考察诗文创作在“身体/情感”、“风景/地理”之间缠绕与运作的动态关联,以标示出一种离散的风景与地理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