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国家和市场是两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一方面,随着国家的退隐以及市场的扩张,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进程迂回前行;另一方面,国企作为中国推行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其组织目标的确定,组织战略的选择,组织行动的开展,也是国家逻辑与市场效率逻辑相互博弈的结果;组织内性别不平等现状是宏观社会性别不平等在微观层面的投射,组织的运行机制也是国家宏观改革行动下的结构性对应。由此可见,“国家”与“市场”的角力,隐藏在转型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据此,本文采用新制度主义制度逻辑理论进行分析,认为在“性别平等”的国家逻辑与市场效率逻辑竞争的过程中,组织与国家逻辑的“退耦”导致了“性别平等”、“社会性别主流化”等国家话语在企业中的缺位,不平等的情境被构筑,刻板的性别认知影响着组织成员的行动。伴随着市场效率逻辑的影响,机会不平等被组织“主动选择”,牺牲一部分女性的职业发展机会被视作规避组织经济绩效风险的手段,女性的人力资本效用难以发挥,随之产生的职业性别隔离也对组织运行产生了影响。不过在组织中,性别不平等并未被当做一个问题来看待,反而被消极地同意着,性别不平等也因此被尴尬地延续着。本文通过“制造同意”分析框架,将组织成员对于性别不平等的同意性反馈进行呈现,具体机制为组织的微妙强制以及组织成员自发的同意。同时,本文对社会性别视角介入组织治理进行了学理性的思考,讨论了社会性别视角进入组织的可行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