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样式的自然体现，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目前对于20世纪40年代上海新市民小说的研究还相当薄弱。20世纪40年代上海新市民小说，上承中国古代市民小说和近代以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下迄20世纪90年代新市民小说，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只有把它研究透彻，才能为目前仍然十分活跃的新市民小说创作探索一种继续更好发展的可能性，使其既保持市民文学的特性，又不致沦为拜金主义、凶杀、色情的奴隶，使其能够潜入日常生活层面，从衣食住行、柴米油盐等琐细生活中发现其内蕴的世俗之乐，让文学的恒久性驻足于日常生活之中，使其走上良性循环发展道路。另外日常生活本身是生活的常态与本真，是普通人的栖身之所，因此呈现多姿的日常生活世界，对丰富和拓展文学的表现领域以及推进文学对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空间的关照都有着积极的意义。 本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为导论，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新市民小说的短语结构分析来界定其概念，并对中国市民、市民社会的产生、市民小说的发展衍变等纵的方面以及所处的特殊地点、时间等横的方面来阐释其产生的历史语境。第二章和第三章为论文的主体部分，首先界定20世纪40年代上海新市民小说围绕与人相关的人性及精神性的探索与揭示来呈现多姿的日常生活，通过对20世纪40年代上海新市民小说的代表作家张爱玲、东方缀竦、苏青、潘柳黛、予且、施济美等小说作品的文本细读，挖掘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一些共性，对他们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与人性及精神性相关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俗人哲学；对爱情、婚姻、家庭的着意关注；客观琐细事物的精细描摹就是小说的表现内容，而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运用；细节的精心雕琢；雅俗共赏的语言旨趣追求就是小说的表现形式。最后为结论，主要对整篇论文进行总结，20世纪40年代上海新市民小说在内容(新市民生活的全方位书写)和形式(日常生活的叙事策略)两个方面对人性及精神性进行探寻，从而呈现了多姿的日常生活，并且指出20世纪40年代上海新市民小说在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与凸显，新型现代消费文学模式的建立，小说创作领域的拓展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这一论题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