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常常使法院陷入如下困境:一方面行政行为尽管违法但却牵涉重大公共利益而不能轻易推翻,另一方面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被侵害且必须予以救济,由此便产生了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局面。此困局的核心问题在于,法院的判决要如何既实现对权利人的救济又在尊重既成事实的基础上维护公共利益而避免资源浪费,而情况判决的创立则较好地解决这一难题。情况判决在我国表现为以《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为法律依据的行政确认判决,司法实践中以此为依据作出的判决数量也相当庞大。虽然情况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但是情况判决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可忽视。通过对理论与实践的分析可见,情况判决的问题主要有四:其一,违背法治原则,尤其有违依法行政原则;其二,公共利益的概念和范围存在着较大的模糊性;其三,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化解;其四,补救措施的性质究竟属于赔偿还是补偿仍未明确,而这决定了对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判断。这些问题暴露出了情况判决存在着有违法治基本精神的嫌疑,进而可能造成行政机关借公共利益之名,行侵害个人利益之实,最终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但是无法否认的是,情况判决确实具有化解实践难题的优点。因此,在我国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情况判决的“双刃剑”性质决定了它在未来的命运。一方面,代表着变通执行的情况判决有违形式法治的基本要求,因而不能也不应该得到大规模的适用,同时情况判决所具有的优点必须以法治化的方式得到科学且合法的适用。这就需要理论界与实务界针对情况判决存在的四个主要问题,共同对情况判决的立法进行相关的解释与细化,从而在明晰情况判决适用条件的前提下,抑制情况判决的缺点同时使其更好地发挥出独特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