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1866—1925)领导的民主革命,是一场旨在传统中国构建现代国家的运动,孙中山穷其一生都致力于探索构造这个新式国家的原理。如何唤起民众,引导民众?在成长与革命实践过程中,孙中山认识到道德教育对于唤起和引导民众的重要性,提出了一系列有关道德教育的理论与主张。孙中山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其革命蓝图的组成部分,服从并服务于革命需要,他试图以爱国主义为主轴,以公仆为领导,由国民与公仆协力建设一个道德理想国。孙中山是这一理想国的构建者,也是启蒙者。本文尝试以道德教育思想为纽带将孙中山与启蒙联结起来,勾勒其身上所具有的启蒙者形象,探究其道德理想国的构建及在现实中面临的诸多困境,进而从启蒙叙事层面探求困境产生的原因。第一章勾勒了孙中山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由边缘向中心的努力过程。孙中山生活的时代,世界震荡不居,中国亦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这场变动中,传统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面临全新挑战。就道德教育而言,它依附于旧有的儒学体系,服务于政治、经济与文化,在这场变动中亦不能独善其身。清末民初道德教育的转型与变革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展开来的,有着鲜明的时代标签。另一方面,孙中山独特的成长与革命经历为其道德教育思想添加了特殊的个人标签,其地理、文化、教育经历及所处社会阶层规定并局限着道德教育思想的细节,深刻影响着道德理想国的构建过程。孙中山虽出身于边缘集团,却立志为生民请命、改变祖国的贫弱局面,在其经世情怀与治世努力中渗透着浓厚的道德关怀。他毕生向往的是一个教化有序的新世界,并在对新世界国家的憧憬中着手构建一个道德理想国。第二章探究了孙中山道德理想国的体系与构成及其在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孙中山奉天下为公为政治理念,这一理念的源头可以远溯至大同理想。作为一种元叙事,大同理想持续规定着国人在变革时代中的叙事模式,世人结合自身需要,搀以时代因素为大同理想注解,新的小叙事丛出。小叙事是对元叙事中叙事目标与主旨的自觉承继,但由于受叙事环境、能力及方式等因素的限制,叙事过程中很容易发生偏离,从而造成对元叙事的反动。与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和康有为的大同之世相类,孙中山也有自己的叙事版本,他在叙事中将大同理想与三民主义相比附,试图通过新的叙事赋予革命行动以合法性。他以道德诉求为主旨,构建了一个道德理想国：理想国中存在国民与公仆两大阶层,他们在道德上处于超脱地位,以爱国为国家美德,祛除私心,互助合作,共同致力于国家的富强事业。孙中山是此一道德理想国的构建者,也是一位启蒙者,他以实现爱国主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成为一种人人尊奉的道德信条为启蒙目标,以国民与公仆为启蒙对象,以道德教育为主要的启蒙策略。孙中山的叙事服务于革命蓝图,既是对天下为公元叙事的自觉,也是一种反动。现实与理想的偏离,预示着道德理想国在现实中必将面临诸多困境。第三章意在阐述孙中山以爱国为国家美德的择取与重构过程。作为理想国的重要支点,国家美德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以某种精神或口号的形式为国家所提倡并鼓励全体国人奉行,更在于它起到了维护国家秩序的作用。孙中山试图从“王道”中寻求国家美德的历史合法性,希望以此支撑起理想国的美德体系,他为其道德理想国确定的国家美德是爱国主义。为改变爱国主义与忠君思想、王朝观念掺杂在一起的混沌局面,孙中山对传统爱国主义进行了现代性构建,他以国家观为基础,由家国观发展为国家观；以世界观为支柱,由天下观发展为世界观；以国民观为核心,由臣民观发展为国民观。孙中山希望在爱国主义国家美德的号召下,培养爱国的国民和民族,最终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作为国家美德方案的重要议题,孙中山结合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对“忠”进行了重构。他提出要区分“忠”的好道德与坏道德；剔除了“忠君”思想,剥离了“忠”所浸染的封建专制成分；继承了尽己心力的原有意义,强调忠于国、忠于民、忠于事。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升华了“忠”的现代意蕴,实现了由传统忠君思想向爱国主义的现代转型。第四章分析了孙中山理想国中的两大阶层——国民与公仆——的形象。在孙中山所构建的道德理想国中存在国民与公仆两大阶层,政府要肩负“保民”、“教民”、“养民”的责任,尤其是对国民的“教养”之责。为铲除封建专制思想的残留,孙中山对国民进行了内容与性质上的现代性变革,内容上的变革以爱国主义为主轴,突出公德建设；性质上的变革则在于启蒙性与民主化改造,变革的目标是塑造爱国新民。孙中山将理想国中统治阶层的形象定义为公仆,赋予其先知先觉与服务互助的理想角色。继严复、梁启超之后,孙中山扛起了公仆的大旗,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公仆理想获得了些许付诸实践的机会。第五章从民国政治乱象这个侧面剖析孙中山道德理想国在现实层面遭遇到的挫折,进而体认作为启蒙者的孙中山及其构建的道德理想国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孙中山为其道德理想国倾注了毕生精力,却最终没有逃脱困境的宿命。困境的产生,或由于其本人作为倡导者、设计者的理论乃至性格缺陷,或由于其制度设计中存在先天性不足,抑或由于国民与公仆对其倡导与设计的冷漠态度,更多的则是时代条件下的局限与无奈。他设计的理想国本应是个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然而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变化,政治领域的改革与革命此起彼伏,东西方各种政治思想相互碰撞、融合并付诸实践。从民国建立的那一刻起,整个国家即陷入冲突与变异的恶性循环中,共和逻辑、军阀逻辑与党国逻辑轮番登场,滋生了专制体制的新形态——党国体制。孙中山构建的道德理想国在现实中没有了踪影,最终走向极权的悖论。第六章从孙中山的叙事动机、过程以及目标指向等层面揣摩道德理想国困境的深层次原因。作为一位启蒙者,孙中山对自己构建的道德理想国怀有无限憧憬,然而现实的挫折却折射出其道德教育理想与主张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孙中山的道德教育思想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革命本位主义的功利性选择,正是由于道德教育在其革命蓝图中所处的工具性地位,它往往只是作为革命动力不足时的一种补充。在功利主义思维作祟下,孙中山渴望毕其功于一役,却有意忽视了国人的消化能力,对爱国主义等内容的强调亦由于这种功利性而使其有效性大打折扣。孙中山原本希望在爱国主义国家美德感召下可以摒弃王朝政治下恶劣的官民关系,国民与公仆携手步入理想之境。公仆作为先知先觉者谆谆诱导,国民作为不知不觉者全力服从,两者各司其职,各尽所能。但这种以先知先觉者为主导、“训政”式的教育培养方式弥漫着浓厚的精英主义气息,精英主义与普罗大众之间的疏离使其国民与公仆分工协作的构想无法落到实处。同时,在国家主义情愫作用下,在对国民道德教育进行重塑的过程中,重塑的目标指向悄悄发生了偏移,由国民的个性解放转向国家的独立解放。目标指向的偏移造成重塑的困境,基于爱国的单一向度,国民个性解放的主旨受到国家挤压,最终宣告道德理想国的构想破产。结语部分力图从孙中山道德理想国的构建与困境中寻得启示。历史发展到今天,孙中山孜孜以求的目标部分已经实现,部分仍需努力,道德教育迄今仍是迈向现代社会的国人苦心求索的时代主题,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与当年的孙中山仍同处一个时代。就道德教育的传统与现代关系而言,孙中山对“忠”等传统道德所做的现代转型值得借鉴,他跳出体用模式,在正确审视传统道德价值的基础上继承其中的优秀因素；就道德教育的理想与现实而言,需要在距离感与现实感之间维持平衡,避免道德洁癖,同时,对道德教育的工具意义与价值意义应保持清醒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