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侧重于在历史与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的精神气质是如何由“元末明初”的“馆阁式微”向“台阁体”转变。明初以“南京”为政治标识的洪武、建文时期,实际上承续了元末的文化格局,新的格局在永乐时期酝酿、形成,迁都以后历经洪熙、宣德时期的巩固和发展,以帝都“北京”为象征的新的政治、文化格局展现在世人面前。论文一、二章主要以政治生态为线索,旨在论述自元末以来至永宣间政治、文化格局演变的特点和趋势。元至正中后期以来,中央政治权威和控制力急剧衰落,政治、文化权力向地方分化。政治秩序上的“皇纲解纽”,文化秩序上“馆阁式微”而地方文化群体崛起,是突出的时代景观。总之,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已经分崩离析。物极必反,重建朝廷主导的统一政治、文化体系具有某种必然性。明太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重振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政治。然而,元末政治、文化的遗响仍在洪武、建文时期回荡。在政治上,士林与朝廷显然疏离,君与臣、朝与野之间在洪武朝始终未能建立融洽的关系；在文化上,朝廷主导的庙堂文化影响力有限。台阁文学是庙堂文化的重要构成,而洪武时期的台阁文学影响范围相当有限。总之,在以“南京”为政治标识的明初洪武、建文时期,其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遗留着元末色彩,典型的明代政治、文化面貌还未充分显示出来。显著的转变发生在永乐至宣德时期。通过“靖难”上台的永乐皇帝,其要务之一就是对士人群体进行政治驯化。以严酷手段和高压政治环境使士人臣服于专制权力,是政治驯化的重要步骤,如“靖难”事件中对不合作士人的残酷杀戮,永乐前期通过加强监视、鼓励告讦等手段在人事上重新洗牌,永乐中后期对东宫宫僚施加压力,留守辅导的内阁大臣动辄下狱等。士林在“靖难”之役劫后余生的战战兢兢的心态,在永乐朝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得到强化,成为整个永宣时期士人精神世界的巨大阴影。让儒士在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来笼络士林,也是政治驯化的步骤之一,如组织纂修大型典籍,培养庶吉士,提高内阁品级,完善科举制度等。至仁、宣时期,紧张的政治局势有所缓和,文官群体的政治境遇有较大改善,士与朝、君与臣之间的关系也由永乐时期的以威“驭”下转变为君臣“遇”合。总之,内阁和科举制度为士人参与国家管理打开了大门,而“靖难”以及永乐朝高压政治给士林带来精神重创,仁宣之际的宽松政局则使士人确有严寒后的和煦之感。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生态中,明代官方主导的文化话语体系形成强大的文化引力场。第三、四章转向对社会思想、文化语境的考察。第三章主要关注理学背景下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与士风特征。以往的部分研究,在观察明前期思想史时,过于强调学术思想的凝滞僵化、程朱理学一统天下、专制皇权钳制思想等,较多笼统的外在描述,不免遮蔽了元明以来理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阶段特点。明初理学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制度方面,继承了元代理学的体制化趋向,通过科举、学校等手段使得这种特征进一步强化。以学校为依托,以科举为导向,体制的强大力量雕刻出士人阅读和思想的精神地图,甚至可以说,形塑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乃至日常生活。二是学术思想方面,强调“躬行践履”而不务立新说,是此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浙东学术随着建文政权的覆灭而受毁灭性打击,而安徽、江西之学的影响也是洪、永之际思想的重要侧面。新安经学与永乐官修“大全”密切相关,“大全”所采学说、编纂体例均与新安经学渊源深厚。江西之学的特色在于对科举的偏重,江西经师们在地方科举教育上作用显著。如果考虑到这种教育为明初朝廷输送的官员以及江西籍官员在明初政坛的巨大能量,那么这种地方学术景观也是明初思想生态的一个重要面相。与理学发展特点相应的,是士风的转变。这种转变的参照系是浙东派标举的士风。永宣时期思想界的氛围,最主要的特征是思想的“去价值化”,即以“躬行”取代“原道”,“专尚修,不尚悟,专谈下学,不及上达”。士人精神世界的功利主义和世俗化趋向日益显著,士风上呈现出平和、恭顺、谨慎的特征,表现在政治态度和实践上,浙东派标举的“得君行道”政治信念早已失落,士林已然匍匐于皇权脚下。第四章关注台阁体文风风靡天下的社会文化语境。洪武时期以浙东士大夫为代表的文化群体与永宣时期江西士人为领袖的文化群体。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趣味等存在着显著差异。这固然与其地域文化传统有关,然而,其本身盛衰的演变、影响的强弱,也离不开其所处的制度、文化背景,反映出时代文化发展的趋向。浙东士大夫群体是元末明初一代士人的缩影,就其生活方式而言,是学术的、文化的；就其社会关系而言,依托如郑氏“义门”这样的地方望族,其纽带关键是师友学缘；就其政治思想而言,是以道抗势、重视士节。而永宣间江西士大夫群体则代表着政治文化上的新贵,其身份特征是自觉纳入朝廷主导体制的官僚士大夫。就其生活方式而言,首先是作为官僚而非学者、文人；就其社会关系而言,以科举为中心、以乡谊为纽带的同学、同年、同僚辐射范围广泛。此外,明初地方儒学与台阁体文学发展的关系也得到关注。地方儒学官在明初政治文化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其在台阁文风的传播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第五章是从廊庙视野探讨台阁文风的职能、功能,主要分析了台阁文章观念等相关问题。面对元末文坛的“文道分离”之势,重新弥合、维持分崩离析的古文价值世界,是明初文坛各方面临的任务。洪武、建文时期,主导文坛的浙东派站在理学家的立场作过努力,永宣间台阁群体的身份意识使他们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文章饰政事”是其核心观念。文坛宗尚也由历谙诸体、转益多师到以“宗欧”为主,“宗欧”的选择体现出对雍容和洽、气象升平的盛世文学的政治想象。此外,还关注了“颂圣”、“鸣盛”意识与台阁文学的发展问题。永乐初的祥瑞应制创作政治色彩浓厚,永乐中期扈从、朝贡题材的鸣盛意识进一步增强,迁都后以杨士奇为核心的台阁文学作为流派逐渐形成。总地来看,鸣盛、颂圣由一种指令性、政治性行为到内化为创作主体意识,由奉命的文学过渡到常态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表明台阁文风确已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