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许多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的时代背景下展开了有关“中华民族复兴”的讨论,一时间成为了民国思想界的热门话题。30年代中后期国民党政权逐步抢占了民族复兴思想的话语权,并通过一系列政治宣传将这一思想的内涵加以改造,由此促成了民族复兴思想内涵的变化。在政治权力的影响之下,民族复兴思想成为国民党宣传其政治主张的工具。民族复兴思想本是知识分子对时代危机的回应,国民党政权将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加以利用,赋予其工具性,借此实现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改造。我们在考察民族复兴思潮的变迁过程中,则需要着重注意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控制在传播意识形态中的作用。社会记忆是重要的思想工具,而社会纪念活动是建构社会记忆的重要场所。国民党人通过操控社会记忆来实现意识形态控制的目的。可以说整个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社会纪念活动都有着意识形态控制的意图。国民党人分别借用了革命资源、民族资源、现实资源来共同重新建构抗战时期的纪念活动,丰富了其内容,并且将主要的纪念活动与民族复兴的话语联系了起来。强化了社会纪念活动本身的权威性,同时也巩固了政权的合法性。除了运用不同的社会记忆资源之外,国民党政权还利用特殊政治事件的纪念来宣传其民族复兴的主张。民族复兴节并非民国法定假日,但是却作为民族复兴思想传播过程中的重要文化记忆而被民众广泛接受。这一方面反映了民族危机之下的危亡心态的集中需求,同时也突显了国民党党化宣传的政治能力。而随着大量国民党党化意识形态的渗入,民族复兴的思想的内涵由此也产生了异化。复兴话语被加入了国民党的党化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宣传的工具,其本有价值最终出现变迁。这便是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民族复兴思想所发生了变异的写照,是国民党政权意识形态重构的结果。以至于民族复兴节的纪念被加入了民族统一和领袖崇拜的意义,然而这些纪念日的寿命却极其短暂。随着正面战场抗战的不断失利,领袖的能力受到了质疑,领袖的地位开始遭到质疑,1943年以后大规模的与复兴相关纪念活动再也没有出现,国民党政权所领导的政权话语建构也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倒台而最终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