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学本土化是百年来中国教育学研究一直相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几代教育学人试图改造中国教育学“先天不足”的理论“心结”,是建构中国化教育学的必要路径和旨归。纵观教育学本土化的历程,虽然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对象、不同的争论焦点,但暗含的规律性特征仍然有许多相同和相通。新中国的教育学是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重构和发展的,对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新阶段教育改革的背景下,也有人反思说,当前影响教育进步的“顽疾”恰恰是因为挥之不去的苏联“阴霾”。那么,叶澜先生总结的,中国教育学多次“整体转向”或“推倒(抛弃)”重来式的发展样态,是否就是中国教育学发展的宿命?这其中有什么问题?有没有合理性?教育学本土化作为一个旧问题,有太多的前辈进行过细致考究,形成了许多真知灼见。但它既是一个教育理论中的宏观性大问题,具有“元研究”性质,同时从发生学角度看,它也是一个具体的复杂性问题。因此,本人想采取一种“聚焦式”的研究,试图通过爬梳找出一点理论线索。1956年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一个既平常又特殊的年代。说平常,是因为它与1949、1919、1840年等许多近代史上的重要时间节点相比,并没有那样的轰轰烈烈;说特殊,是因为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这却是一个春风拂面的年月。中共八大吹响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号角;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凝聚起人心、汇聚起智慧力量、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毛泽东主席提出了著名的指导全国科学文化工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一系列政策方针的提出,使得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空气一下子舒缓起来,不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学者们对于问题的讨论似乎一下子开阔起来。教育研究领域也同样开始反思此前“一边倒”学习苏联的状况,开始思考并着手建构“中国自己的教育学”,教育之花也获得了短暂的绽放。本研究择取1956年这个时段作为考察的焦点,就是要通过典型性的细节还原那段发生在特定时空的历史,以期从这个小切口进入并透视那个时代教育发展的律动,力争以诚恳的态度进行客观、合理的审视和反思,努力开掘宝贵的历史镜鉴。论文从引言进入后,着重从中、西、古、今四个维度入手独立成章,每章选取一个教育事件、一个传播平台(报刊或教材)和一个人物,在展示历史常态的同时,着重突出反映暗自或微弱涌动的本土化努力。既关注教育场域中的问题,又尝试跳出教育,从大的社会发展史的角度看教育,通过回望历史,证明小众声音和萌动思想的价值及其对于当下和未来的启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反思教育学本土化如何处理好中西古今问题。努力做到坚持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尊重传统、着眼未来,构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中国教育学理论体系,使“让人民大众享受更好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永恒目标和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