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思潮作为社会变迁的风向标、民众心理的显示器和价值观念的调适仪，在一定时期内对一个国家的建设、民族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繁荣产生着重要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对内思想解放程度的跃升、自由舆论平台的拓展和对外文化交流机会的增多、融入全球市场的加速，为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了深厚土壤和广阔空间。一时间，个体与国家、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兼而有之的社会思潮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擘画了一幅异彩纷呈的景象。然而，社会思潮并不是人们心理动向和思想观点的单纯再现，其鲜明的阶级立场、明确的价值取向、强烈的政治诉求、系统的制度安排决定着它必然会向国家政策乃至国家政权渗透抑或侵蚀。
　　在犹如万花筒般的当代中国社会思潮中，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就是衍生于改革开放新时期并有着强烈意识形态倾向和确定政治制度意向的社会思潮。随着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程度和思想分化裂度的不断加深，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围绕国内社会现实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这一激烈论战在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既从宏观层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担心忧虑和认识分歧，也从微观层面折射出不同社会阶层、社会群体间复杂尖锐的利益矛盾和价值冲突。可以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之争，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关键时刻发生的一次具有方向性、全局性的重大思想交锋。双方在体制内外、官方民间都有着一定的号召力、影响力，也都试图通过遮蔽、解构甚至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而为中国社会发展寻找出路。但由于二者在方案设计上脱离中国发展实际，在利益关切上疏离广大人民群众，在价值理念上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因而弥漫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毋庸置疑，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较量已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客观事实。通过对中西方自由主义和中国新左派思潮的学理概述，阐释了中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渊源、流变过程，同时分析了中国新左派思潮的概念内涵、理论依据和心理基础，从而展现了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中国新左派思潮与西方新左派之间的内在关联。以此为切入点，通过梳理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生成环境、发展脉络、存在形式和当代中国新左派思潮的现实成因、嬗变历程、表现样态，能够从中发掘和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特点。诚然，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演进所凸显的只是当前中国社会思潮多样化图景的冰山一角。在这个多样化图景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并非孤立的个体，二者同其他社会思潮存有密切联系。我们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在基本立场、现实评价、政治主张等方面相对立，但并不排斥它们在意识形态、社会变革、现代建构和问题意识等方面有融通之处。反观20余年来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论争，其深刻的论争背景、宏大的论争主题、丰富的论争内容和嬗变的论争过程向人们呈现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纷争乱象。
　　总体来看，无论是在理论的完整性方面，还是在实践的操作性方面，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都包含着太多的价值变量，它们针对的虽是同样的中国问题，却表现出不同的价值关怀。囿于各自理论逻辑的依附性、政治逻辑的排他性和思维逻辑的教条性，当代中国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既有理论主张上的误区和偏差，也有价值认知上的分野和悬殊。这主要表现在如何看待中国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明模式、社会性质、改革开放、自由平等和全球化进程上。显而易见，这种内在的价值裂变向人们揭示了中国自由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新左派思潮非马克思主义主义的意识形态本质。为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审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应然地位和实然境遇，从比较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思潮各自价值诉求的视角出发，整体上把握二者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离合关系，继而重点剖析和论证它们潜在的意识形态危害。
　　然而问题在于，对任何一种思想体系的价值评价都要结合其所处的环境和所经的阶段来进行。众所周知，社会急剧转型的中国正遭受着思想分化、共识瓦解的阵痛。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论战的发生和发展，正好从某个侧面印证了这种阵痛背后所隐藏着的思想资源的短缺、匮乏。所以，面对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艰巨任务，我们不仅要善于剥离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糟粕成分，努力规避它们的话语陷阱；而且还要勇于汲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有益资源，准确把握它们的发展动向，通过不断对其价值整合，使之更好地契合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但从根本上说，要跳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理论窠臼，突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潮的意识形态藩篱，除了必要的价值批判和资源借鉴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在实践层面予以超越。这就要求我们从原则遵循、方法探求和目标建构三个方面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在高擎改革开放旗帜、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中彻底化解自由主义走“改旗易帜邪路”、新左派思潮走“封闭僵化老路”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