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常谓“半部《论语》治天下”,今人也愈益看重《论语》在儒家经典中的地位。的确,《论语》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思想的记录,其内容博大精深,涉及道德、教育、哲学与政治等诸多方面,其中所包含的哲理代表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智慧结晶,自诞生以来《论语》便是中国传统典籍中对外翻译版本最多的一部。《论语》的对外翻译也已有很长的历史。近年来《论语》在世界范围内也越来越受欢迎,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论语》的英译本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了不同时期的四个优秀译本,即理雅各译本、韦利译本、辜鸿铭译本和林语堂译本,试图从操纵理论的角度来比较《论语》中文化负载概念的翻译并分析不同译文生成的制约因素。　　 操纵理论源于操纵学派(又名低地国家学派),该学派最重要的人物包括伊文-佐哈、赫曼斯、霍姆斯等,由勒弗维尔正式提出。在勒弗维尔看来,“最重要的不是页面上的单词是如何如何匹配的,而是他们为什么要那样匹配,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学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导致译者这样译的,通过这样翻译他们希望达成什么目标;人们是否可以说他们达成了这样的目标,为什么。”翻译研究被看成是一种以目标/产品为取向的、系统的、功能的、本质上是描述的学术研究领域。他还认为“两个因素基本上决定了翻译呈现的文学作品的‘形象’,这两个因素即译者的意识形态(无论译者是否欣然接受或是受某种形式的赞助所限)和作品翻译当时的接受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　　 作者试图从意识形态和诗学的角度来比较四个不同译者对《论语》中的文化负载概念“仁”“君子”“小人”的翻译。分析显示,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文化负载概念的翻译可有不同的风格,取得不同的翻译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