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提出六种翻译批评模式的基础上,取六模式之长,为翻译批评提供了另外一种多元互补的模式。其中,六模式之中的阐释学和接受美学为下文中将要提到的其他翻译理论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支持。安托瓦尼·贝尔曼和吉登·托里的翻译批评理论从语言层面为翻译批评提供了更加科学的方法论。功能理论提供了目的论这一主要的翻译批评的原则。文化翻译批评使翻译批评从单纯的纯文本的批评转向到了更多关注翻译文本产生的相关要素,尤其是接受系统的社会文化水平,如此更有利于进一步探讨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人们对文化交流的态度。依据上文提出的多元互补的翻译批评模式,本文尤其在“可疑文域,功能理论和文化批评三个方面对《红字》的三个中文译本进行了评析。文中提到的六模式主要侧重于翻译的某一个方面,在翻译过程中这种单一的模式割断了作者-文本-译者-读者这个体系中的联系。而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翻译作品的产生和接受。因此翻译批评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一两个方面而应该是包罗万象的,多元互补的。为了和翻译理论的发展保持同步,为了更有效的指导翻译实践,建立一个多元化的翻译批评模式已经迫在眉睫,这也是本文想要达到的一个主要目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在第四章通过对《红字》的三个中文译本的评析,检验多元互补的翻译批评体系的可行性。本文提出的多元互补模式,通过吸取众模式之长,使之成为可能。它明确了翻译批评的各个阶段并指出了在每个阶段批评家应该考虑到的各种因素。此模式通过对文学作品《红字》中文译本的比较和评价,初步证明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