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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价值链片段化及地方产业集群的兴起,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越来越多地表现为产业链序列投资,即围绕产业链进行集聚性投资,笔者将这种现象称为“外商群体投资”(Foreign Group Investment, FGI)。具体来说,FGI是指分布于同一产业链内、处于价值链不同环节、具有协作关系的外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与交易成本,分享专业化分工和集聚经济所带来的好处,群集在某地投资,在当地重构产业链。
相比传统的FDI来说,FGI的投资规模更大、产业联系更强,对地方产业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本研究的目的即是综合多种视角,以长三角地区为研究范围,全面分析外商群体投资对地方产业的外部效应,考察外商群体投资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以期为FGI引致下的地方产业升级提供理论借鉴与经验证据支持。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
(1)有关外商群体投资的文献综述本部分总结了前人有关外商群体投资的各种称谓及分类体系,并对前人研究中关于外商群体投资对地方产业的影响方面的各种观点进行了系统总结。
(2)外商群体投资产生原因及其表现形式在文献总结的基础上,此部分主要分析外商群体投资产生的原因及其表现形式。首先分析FDI发展的三个阶段:外商零散投资、外商集聚投资与外商群体投资,指出外商群体投资是FDI的发展趋势。其次从背景因素、直接因素和间接因素三个层次分析了外商群体投资产生的原因。最后将外商群体投资总结为三种形式:自成体系型、主体搭配型与融合发展型。
(3)长三角地区外商群体投资的发展状况本部分主要通过案例分析,具体描述长三角地区典型外商群体投资产业发展的情况。分析视角主要从FGI产业的发展状况、FGI产业链构成分析、FGI引致下的产业发展特征、地方政府配套措施等方面展开。案例主要包括:江苏为苏州工业园区的集成电路(IC)产业和昆山笔记本电脑产业;浙江为平湖光机电产业和嘉善木业;上海为张江高科技园区的集成电路(IC)产业。
(4)外商群体投资、外部效应与地方产业升级分析本部分主要分析外商群体投资的外部效应及其对地方产业升级的影响。外部效应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分析:行业水平溢出效应、企业关联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同时分析了自成体系型、主体搭配型与融合发展型三种不同类型FGI对地方产业的影响效果。
(5)外商群体投资的嵌入性对地方产业升级的意义与作用本部分主要分析外商群体投资嵌入性的涵义,外商群体投资嵌入性对地方产业升级的意义,以及影响外商群体投资嵌入性的各种因素,为后面的实证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6)外商群体投资、外向配套与地方产业升级的关系本部分以昆山为案例,对外商群体投资、外向配套与地方产业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定性与定量分析。首先分析外向配套对地方产业升级的意义及昆山市针对FGI的外向配套的发展状况,接下来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检验了外商群体投资与外商配套发展的因果关系。最后通过两个多元回归模型的对比分析,来发现外向配套在外商群体投资与地方产业升级关系之间的中介作用。
(7)基于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本部分是研究的中心内容。笔者利用实地调查的大规模问卷数据,首先从外商群体投资的区位选择、外商群体投资企业与地方产业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一般性的描述统计;其次运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外商群体投资企业嵌入性的关键因素;最后运用因子分析、一般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Model)等方法分析了外商群体投资对地方产业的提升效应、抑制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以及影响这些效应的关键因素。
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主要集中在六大方面:外商群体投资区位选择、外商群体投资外部效应、外商群体投资的嵌入性、地方企业针对FGI企业的外向配套的作用、外商群体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具体关系,以及影响外商群体投资效应的关键因素。
(1)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外商群体投资企业在区位选择上,最看重的是政府行为规范程度,其次是交通运输、市场潜力、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传统因素,最后才是FGI企业集聚因素和上下游产业链协作优势。
(2)理论上分析,外商群体投资对地方产业升级的外部效应主要有行业水平溢出效应、企业关联效应和集聚经济效应。综合来看,融合发展型FGI无论在水平溢出效应、企业关联效应还是在集聚经济效应方面,均较自成体系型FGI和主体搭配型FGI要强,是最理想的FGI模式。对地方产业最不利的模式是自成体系型FGI,其效应最弱,且一旦其体系迁移,将会造成地方产业的空心化,对地方产业造成严重损害。
(3)外商群体投资本地嵌入程度是发挥其效应的重要前提条件。决定外商群体投资嵌入性的关键因素有:FGI企业与内资企业在产业合作上的关系、当地的配套协作企业是否齐全、当地是否有较强的研发资源和人才优势、FGI企业是否因投资所在地有他的主要供应商而吸引过来投资、FGI企业投资时是否看重当地的劳动力成本因素、FGI企业投资时是否看重当地政策优惠因素。
(4)FGI企业的外向配套是发挥其效应的重要联接渠道。本文通过对昆山市的实证研究表明,FGI对昆山地方经济的影响是通过外向配套进行的,外向配套成为联结FGI与昆山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纽带。
(5)在外商群体投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具体关系方面,总体来看,FGI企业与地方内资企业在产业链上的合作关系不容乐观,其大体情况是有一定合作,但合作关系不深。一般来说,FGI企业与内资企业的合作关系越是密切,则其对后者的技术支持程度就越高。总体来看,台资企业更容易接纳来自内地的研发人员,香港和新加坡企业也有这一特点。而日本企业对内地研发人员更为排斥。另外,FGI企业招募的内地研发人员越多,则内地研发人员对FGI企业技术掌握的层次就可能越高。FGI企业喜欢选择同国(地区)企业做配套。港台企业更愿意选择内地企业做配套。最后,FGI企业与内资企业的技术交流情况不太理想,一是交流层次低,二是交流频率低。
(6)在影响外商群体投资效应的关键因素方面:首先,对于FGI对地方产业的提升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外资企业采购自内资企业的产品比例是一个关键解释变量。单方面来看,外资企业采购自内资企业的产品比例(广度)、内外资企业之间的产业合作密切程度(深度)、以及外资企业对内资配套企业的依赖程度(黏度),对地方经济的作用比较模糊。这三个因素是联合对地方经济发生作用的,其中关键在于外资企业对内资配套企业的依赖程度。其次,对于FGI对地方产业的抑制效应,主要影响因素有FGI产业与地方产业的联系紧密程度、FGI的自我封闭性和FGI针对要素成本的迁移性。最后,对于FGI的技术溢出效应,有三个变量对FGI的技术溢出效应意义显著:一是外资企业聘用内地技术人员对外资企业技术掌握的核心程度,二是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配套依赖程度,三是内外资企业通过生产和研发协作所发生的直接技术交流。
在以上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通过FGI来实现地方产业升级的五点政策措施:①规范政府服务,提高政府服务水平;②当前阶段仍需深化、细化各种优惠政策,但政策引导方向应转向产业转型升级方面;③实行产业链招商,打造完善的产业协作体系;④鼓励地方配套,并加强外资企业与内资配套企业间的联系;⑤加强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和吸引,为通过FGI来促进地方产业升级提供人力资源条件。
本文的创新主要有三点:
(1)在研究外商群体投资时,前人研究虽有涉及,但研究的出发点和研究角度不一。有从FDI与跨国公司投资角度研究的,有从区域经济发展和地方产业升级角度研究的,也有从全球价值链角度研究的。这些研究尽管构成了本研究的基础,但是本研究选取FGI(即有产业关联的外资集聚)这一特定对象,研究其对地方产业升级的影响,探讨其中的机制与效应,并采集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在研究对象、理论基点、变量选择上更为深入和聚焦。
(2)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关于FDI的溢出效应及对地方产业的影响,原有的研究一般取行业或区域汇总数据(aggregate data),采取企业微观层面数据的研究较少。本研究将问卷分发到长三角典型市县、典型产业的各个FGI企业,搜集企业层面数据,以此分析外商群体投资对地方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能够更为细致、更为深入地探讨FGI的影响机制、关键变量并分析其效应。
(3)在具体分析外商群体投资与地方产业的关系时,本研究利用大规模实地问卷调查数据,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外商群体投资的区位选择、影响外商群体投资嵌入性的因素、外商群体投资与内资配套企业的关系、外商群体投资对地方产业的影响效应。尤其是在分析外商群体投资对地方产业的影响效应时,从提升效应、抑制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三个方面进行了多种角度的分析,较之前人研究更为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