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当前,人类社会创设出足够强大的工具与技术,从原本处于离散状态的个人信息数据资源中抽丝剥茧出客观的、内在的、有价值的联系,毫不留情地摄取出清晰的个体画像,完成更为精确的分析、预测与判断。人们惊惧于自己正在逐渐失去有关自身信息的掌控权,个人信息安全危机愈演愈烈。被遗忘权作为一项新兴权利,是指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数据在满足不再具有适当性、适时性、相关性等前提时,赋予数据主体请求删除的权利,试图回应万物互联时代下个人信息自主的诉求。本文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以欧盟“被遗忘权第一案”为导入,讨论了个人信息在互联时代下面临的危机与困局。“被遗忘权”被寄予了打破信息隐私困局的期待,致力于扭转信息权力失衡的局面,在尊重人格尊严与自由,保障个人发展以及促进多元、民主的社会氛围等方面大有助益,具备坚实的正当性基础。第二章在分析被遗忘权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探讨了被遗忘权与言论自由、公众知情、信息的商业价值与公共管理价值等众多权益层面形成的利益冲突问题。个人信息既具有私人属性,也具有关涉他者与社会的公共性。塑造被遗忘权,应当摒弃将其定位为“超级权利”的思路,正确识别牵涉其中的不同主体的利益需求,进而在立法、司法实践中引入比例原则和个案衡量的方法,有针对性地对相关权益的摩擦与冲突进行调和。第三章采取类型化分析的方法,以欧盟、英国、美国、日本等典型地区为分析样本,将世界范围内的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改革与司法实践分为统一模式、分散模式、折衷模式,进行了详尽的比较法考察,尝试结合具体的政策设计回答背后的法社会学成因,并对各国的经验进行了总结。第四章认为我国不宜回避被遗忘权及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的浪潮。首先,结合我国互联网发展现状和个人信息保护的已有法律基础、已出现的司法实践来看,被遗忘权所代表的利益作为个人信息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实现本土化发展的语境。其次,通过总结现有保护框架的不足之处,本文认为《民法典》与专门性《个人信息保护法》相配合的立法模式是我国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事业的合适进路。我国应该结合本土特色,吸纳域外实践的经验与长处,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同时探索与我国互联网产业经济相配套的行业自律机制,创设有想象力的非立法手段,辅助保护个人信息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