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两国率先开始世界新航路的开辟，并由此开始海外扩张。与此同时，因宗教改革而陷入困境的罗马教廷则力图在世俗王权的支持下，将天主教义及其普世信仰传往世界各地，包括东亚的中国、日本等地。　　随着海外势力的不断扩张，葡、西两国就其势力范围产生了激烈争执，为协调矛盾，确保宗教传播的顺利进行，罗马教皇多次颁布敕令，为双方划定势力范围。1493年，亚历山大六世划定著名的“教皇子午线”，将全世界一分为二，将所谓的东印度和西印度分别划归葡、西两国管辖。与此同时，教延还要求两国承担一定的宗教义务（为传教士提供资金与后勤支援）;并同时拥有相应的宗教特权（例如主教的提名），这种权力与义务的结合，即所谓的保教权。　　1529年，罗马教廷在葡属东印度设立果阿主教区，管理包括中国、日本及东南亚的传教事业。由于教皇划定的界限在地球另一端存在模糊地带，位于这一区域的日本和中国，也因此成为保教权之争的关键与焦点所在。　　基于上述背景，依附于世俗王权的不同天主教修会，主要是受葡萄牙王室支持的耶稣会士和受西班牙王室支持的方济各会等托钵修士，因为各自修会的利益考虑，分别与世俗王权构成不同的利益共同体，并在保教权的框架下，就传教地的划分，尤其是日本及中国等地的传教专属权、即所谓传教权展开激烈争夺。而修会内部不同国籍的传教士，亦因此陷入国家利益与宗教义务的复杂纠葛之中。　　在耶稣会传教的东印度地区，耶稣会视察员的范礼安显然处于上述复杂矛盾与争斗的漩涡中心，作为修会的最高上长，他不仅需要平衡、调和耶稣会内部的不同派别与意见，而且还需要兼顾个人利益、修会利益以及世俗王权的权益需求，努力调和矛盾，在因应传教地现实情况的前提下，考虑并解决各种现实问题。　　鉴于学界对此问题尚未有充分讨论，本文试图以大航海时代东印度地区为背景，以保教权和传教权问题为基本线索，以耶稣会视察员范礼安为论述中心，通过分析他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及其策略考虑和调整，揭示大航海时代不同利益集团间的复杂关系及矛盾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