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愈加激烈,贸易大环境越来越不稳定。在当今这个时代,每个国家在追求其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同时,不断调整其贸易政策,以求为自身发展创造更加稳健的贸易环境。这种形势的持续进行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的再一次抬头,这也使得我国面临的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Trade Policy Uncertainty,简称TPU)大幅度提高,同时也使TPU越来越成为影响我国出口的重要因素。实际应用关税的水平不能够超过约束关税的水平,这是WTO对成员之间的关税所作出的规定。正是因为这个规定的存在才使得大约三分之一的WTO成员提高了关税,并且对贸易伙伴不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留有的这种“空白”也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保护主义。根据相关的统计,印度尼西亚的关税水平在金融危机前后从平均7%提高到36%,巴西方面,这一数字是12%到36%,从总体上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关税水平从平均8%提高到28%。由此可见,贸易协定具有不完全契约性,贸易协定中存在许多的“空白”,这种空白往往是不确定性的来源,会对出口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另外,制造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是我国创造力、竞争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其巨额的出口也是我国经济增长重要的推动力之一。在此背景下,我国制造业面临的TPU对其出口的影响成为一个紧迫的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有关TPU研究的文献,目前学术界对TPU的研究已经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并且说明了 TPU对很多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其中,研究TPU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的现有文献主要是研究TPU对一个国家或区域出口总量的影响,但从微观产品层面研究TPU对我国出口影响的文章还比较少见,从微观产品层面单独研究TPU对中国制造业出口产品价值的影响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基于此,本文试图在中国加入WTO且与多国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的背景下,从微观产品层面研究TPU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价值的影响,以期待进一步丰富TPU相关研究。本文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首先,通过文献综述阐明TPU相关研究的来源以及其对出口的影响。其次,阐明TPU影响出口的理论基础与理论机制。再次,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方法,采用微观产品层面面板数据来检验TPU对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同时本文也研究了TPU对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的影响,检验了贸易伙伴的制度环境情况对TPU影响制造业出口的调节作用,分析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细分行业所面临的TPU现状,考察了 TPU对不同出口产品类型影响的差异。本文的最后,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从政府和企业两个角度,对如何降低和应对TPU提供了一些政策参考,力求提高我国福利并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贸易的平稳发展。通过本文的研究,在理论方面,本文阐明了 TPU影响出口贸易的理论机制。根据理论机制的分析,可以推断出,TPU对制造业出口产品的价值有着负向的作用。在实证方面,本文利用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到116个WTO成员的微观产品层面数据,将TPU作为主解释变量来检验TPU对贸易流量的影响,实证结果也证实了理论假设。实证结果表明:TPU对我国制造业出口产品价值有显著的负向作用,TPU是在关税之外对于制造业企业出口会产生实质影响的因素;并进一步发现贸易伙伴的制度环境越差,TPU对制造业出口的负向影响越大,贸易伙伴的制度环境越好,TPU对制造业出口的负向影响越小;TPU主要通过集约边际来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出口;相对于高技术产品而言,TPU对非高技术产品出口的负向影响更大;相对于中间产品而言,TPU对非中间产品出口的负向影响更大。结合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本文试图提出用以降低或应对TPU的建议为:进一步提高自由化水平,积极参与贸易协定的签订,发展出口保险业务等。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从一个新的视角揭示签订贸易协定对我国制造业出口的积极作用。同时本文为贸易承诺的重要性提供了证据。尤其是,本文支持TPU是贸易壁垒的观点。因此,即使在实际应用关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关税上限的大小仍然非常有意义,因为它可以通过减小关税可能变动的边界值大小来降低未来关税可能的变化幅度,从而降低TPU,进而鼓励贸易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