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作为一个哲学观念，不仅关涉着人类的终极关怀问题，也与人类的现实生活密切关联。因此，它长期以来在西方哲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传统哲学基本上将总体观念的终极关怀和现实意义混为一谈，由此造成了关于总体问题的许多争论。本文以总体观的终极关怀和现实意义的区分作为致思的路向，试图由此来澄清传统总体观的实质，以揭示传统总体观在实践当中遭遇到困境的根本原因。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走出这种总体观实践困境的出路，这是本论文的创新之处。　　 本论文包括导言、正文七章和结语。　　 导言指出了本文研究这个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研究视角和主要构思。　　 第一章通过对柏拉图的“理念”总体观和基督教的上帝总体观的考察，来说明西方总体性观念的学理起源。在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哲学当中，总体性的观念都是起源于一种解释世界的最高原则。但是，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哲学都不满足于这种最高的原则仅仅具有解释世界的功能，他们还将这种最高的原则看作一种改造世界的原则，由此形成了一种兼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于一体的总体性观念。这种总体性观念在实践中不是严重变形，就是陷入幻想。　　 第二章主要分析康德和黑格尔的总体观。康德通过对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考察，指出理论理性所构想出来的总体，仅仅是一种具有范导作用的总体，它无法成为直接的现实。这种范导作用的总体观，在防止用一种总体来包罗解释和改变世界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它无法真正直接用来实践。黑格尔在洞察到康德总体观所遭遇到的实践困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集实体与主体于一身的绝对精神总体，试图以此来消除总体观念的实践困境。实际上，他只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消除了这种困境，因为绝对精神本质上就是一种思维的产物。因此，从根本上讲，康德和黑格尔都没有真正解决总体的实践困境。　　 第三章主要考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总体观。马克思在洞察到传统哲学总体观唯心主义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的总体观。在他看来，实践不仅是认识世界的基础和前提，也是解决理论与现实之间矛盾的有效手段。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将这种实践的总体观与历史的目的论结合起来，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一定能够通过实践得到实现。其实，马克思的这种实践总体仍然没有真正超越传统的总体观，它仅仅是用一种关于实践的理论来统一理论和实践。因此，他的这种实践总体仍然无法真正摆脱实践的困境。恩格斯将物质范畴看作哲学的总体性原则，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统一理解为一种反映论，从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非但没有形成一种真正的实践总体观，反而将马克思主义导向了一个旧唯物主义的方向。　　 第四章主要考察了卢卡奇的总体观。早期卢卡奇在人文主义总体观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文化的总体观。在他看来，文化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总体状况。古希腊的史诗文化象征着古希腊总体性的社会生活，戏剧和小说的出现，则反映了后来破碎的社会生活。卢卡奇认为，通过重建一种总体性的文化，就可以克服现代社会破碎的现实状况。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卢卡奇特别强调总体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核心地位。在他看来，总体性是物化的对立面，只有根据总体性的观点，才能真正消除物化，消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进而使无产阶级成为真正的历史主客统一体，最终达到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根本目标。卢卡奇的这种总体观，实际上是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黑格尔化，最终仍然无法走出实践的困境。　　 第五章主要考察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中几种具有批判和否定意义的总体观。霍克海默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体观的视角，他认为哲学不应该仅仅是为社会现实作肯定性辩护的理论，而是要对不公正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因此，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总体，应该是一个批判和否定意义的总体。阿多尔诺坚决反对传统哲学的总体性观念。在他看来，传统哲学的总体观是同一性原则强制的结果，它是远离现实的，因为它只是用一种理想的同一性模型，来掩盖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并没有真正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和解。阿多尔诺认为，真实的总体应该是一个包含矛盾和对抗的现实，是一个由非同一性的中介构成的星丛。　　 马尔库塞认为记忆是人类解放的潜在力量，通过记忆可以恢复已经丧失的总体性。他吸收了海德格尔的存在遗忘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认为克服现代社会异化的有效途径就是回忆。他认为现代社会异化的根本原因就是理性的工具化。因此，解放的主要途径就是克服那种工具理性，恢复理性那种辩证的本性，使理性成为解放的真正动力。萨特认为，同一性的总体从来就不存在，未来也无法真正实现，传统总体观只是一种虚假的慰籍。匮乏是人类生存的永恒状况，也是人类异化的根源。人类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实践，来消除这种匮乏和异化状态。因此，真实的历史就是永恒的总体化的实践。总体化分为社会历史的总体化和个人的总体化，无论哪一种总体化，都无法真正使人类得到真正的解放。　　 第六章主要考察后现代主义对总体的摧毁和哈贝马斯对总体的重建。利奥塔认为，传统哲学的总体观是一种建立在普遍理性上的宏大叙事，它用一种普遍的理性来压制和吞噬一切差异性和异质性。因此，必须要向总体开战。福柯认为人本主义科学在现代已经堕落为理性的工具，成为社会的控制力量，现代社会的各种病态特征都与这种理性建构的知识密切相关，理性成了现代社会权力的基础。因此，必须抛弃这种理性虚构的历史总体。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的总体观起源于“逻各斯中心主义”，这是理性主义形而上学虚构的东西，必须要对它进行解构。为了解构，德里达自己创造了“延异”、“撒播”、“踪印”、“增替”等概念，来作为解构策略。　　 然而，詹姆逊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之所以对总体性概念进行攻击，是因为他们没有弄清楚总体性观念的真正含义。在他看来，总体性观念只是关于现实的观念，真实的差异并不会因为概念的总体化而被消除。因此，总体并不排斥差异，真正的总体就是由差异性所构成的。　　 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应该要与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分析结合起来，批判理论应该要通过概念的危机，来重新捕获概念与现实之间的联系。在他看来，传统哲学的总体观是工具理性的产物，它以主体对客体的支配为主要特征，是一种异化的总体观。真正的总体必须要以交往理性作为基础，在交往理性层面来论述道德观念、文化价值与社会规范等上层建筑现象及其发展逻辑，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总体观。哈贝马斯将当代语言哲学整合到他的体系当中，来建构他的交往理性总体。由于他的这种交往理性必须是要在一种理想的对话环境下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因此，它根本无法实现。　　 第七章试图在前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实践总体观。西方传统的各种总体观几乎都是非批判地将理论与实践同一了起来，认为理论与实践服从同样的逻辑，实践不过是将理论在现实当中制作出来而已，这种制作的图式忽视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异质性，从而使自己陷入了各种实践的困境。徐长福对理论和实践的异质性作了深入的研究。在他看来，理论主要服从逻辑的约束，目的在于获得一种普遍性的道理；实践主要服从直观的约束，目的在于筹划出尽可能完善的实践方案。根据理论和实践的这种区分，我们就有了一个考察总体观的新平台。　　 传统哲学史上那些总体性的理想，如总体人、共产主义社会等，它们本质上都是一些范导性的总体性理想。但在具体的实践中，却被当成了具体的实践目标，这是运用理论思维在筹划实践，必然陷入实践的困境。真正能够实践的总体，必须是实践思维筹划的总体。例如，我国当前建构的和谐社会就是这样一种总体。这种总体是运用实践智慧对各种实践要素进行非逻辑的统合而成，其目的在于实践的成功。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实践智慧毕竟是一种属人的智慧，它无法达到一种绝对完美的状态。因此，这种实践总体只是一种开放的、相对的总体性。　　 结语部分指出了任何一种关于总体性的探讨都是一偏之理，本文的探讨也不例外。因此，关于总体的探讨仍然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