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航给人类带来很大便利的同时也影响着人类自身安全,航空事故就是安全的主要威胁。事故原因的寻找是人类预防事故的主要方法。事故调查是对安全信息的收集和分析并找出事故原因。因此,调查报告就成为事故调查的最重要部分。在国际民航组织制度框架下调查报告只能用来预防事故,不允许将其作为确定人员过失或有责的证据。实践中成员国大多是背离《国际民用航空公约》及其附件13的规定,使得事故调查报告成为确定相关人员过失或者责任的证据。公约及其附件规定事故调查报告不能作为证据的原因是由于这样做会影响航空安全。缔约国实践做法是由于保障国内司法行政权。基于此,在论证事故调查报告能否作为证据使用的问题上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从证据理论层面去论证事故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价值。通过运用证据理论分析调查报告内涵及其外延具有证据价值。另一方面,从国际民航组织的制度框架下论证调查报告是否具有证据价值。国际民航组织基于航空安全的考量不允许调查报告作为证据使用,但国内的司法行政权的行使也是现实层面的要求。因此问题解决的关键在如何在提高航空安全和保障国家司法权力之间寻求一个平衡,“合适文化”即为这一平衡的突破点。通过引入“合适文化”于航空法律规则和制度中使得调查报告作为证据既能保证国内司法行政权的行使,又能达到提高航空安全的目的,使得事故调查报告在国际民航组织制度框架下具有证据价值。通过两方面递进式论证,从而得出事故调查报告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