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欧洲战场胜利在望,而太平洋战场上战势依然严峻。为加速日本投降,美国以雅尔塔密约为条件劝说苏联对日宣战。最终苏联在1945年8月8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给予日本最后的痛击,帮助中国于1945年8月15日迎来了抗战的最终胜利。此时的知识界尚不知雅尔塔密约的存在,迅速到来的胜利使得知识分子对苏联充满赞誉与感激之情。同时,抗战的胜利也使中国知识分子内心高涨起建国的热情,他们热切渴望中国在迎来抗战胜利的同时能够赢得长期的和平,以便为建国创造条件。因此,中国知识界渴盼中苏间能够交好。二战后苏联已然成长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俱升。面对这位北方强邻,知识界内心十分复杂：苏联在二战中的牺牲使得知识界将其视为世界和平的柱石,并由此推测苏联的对日宣战乃是为正义而战；但与此同时,自1928年起中苏之间的龃龉、苏联的一些大国沙文主义做法及战后苏联的强大又使得知识分子心生隐忧。1945年8月14日,苏联赶在日本宣布投降前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旨在确保其在雅尔塔会议中取得的利益能够得以实现。面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知识界表现出了相当的隐忍与克制,拥护条约的签订,认为以外蒙古与“两港”、“两路”换来东北的接收与中国三十年的和平,对于正处于“千载一时”的中国弥足珍贵。随后在东北地区,由于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与苏联的“势力范围”方针相持不下,使得东北接收工作一再出现曲折,并最终导致国民政府东北接收的失败。1946年2月的张莘夫事件和《雅尔塔协定》内容的公布,使得国内反苏情绪高涨,最终发展成声势浩大的反苏大游行。至此,知识界对苏联由心生隐忧、委曲求全、怀疑而终至不满。值得一提的是,知识界从和平建国的立场出发始终支持国民政府与苏联保持友好的外交关系。伴随内战的爆发,中国站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对于未来道路的抉择,这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更趋深入了解、考量苏联的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以期从中得到启示,找寻到适合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