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产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对国家而言,矿产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一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对个人而言,矿产资源贯穿于生活的各个方面,生活中烧的煤炭、使用的汽油、建筑用的材料等无不来源于矿产。而矿产资源具有有限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再生性等特征,这就决定了人类需求的无限性和矿产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必然的冲突。为了解决这种矛盾,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对开采、利用矿产资源的行为进行规制。然而,在巨大经济利益的引诱下,各种滥采滥挖行为仍层出不穷、屡禁不止,给矿产资源带来了严重危害。因此,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迫切性且意义深远。本文从《刑法修正案八》的最新规定入手,通过实证分析、规范分析、法律对比、文献研究等方法,从立法角度指出非法采矿罪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完善构想。首先,通过新旧刑法之间的比较,指出《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非法采矿罪的两点修改：行政前置的废除与犯罪既遂标准的改变。并对刑法修改前这两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介绍,从而指出“行政前置的废除”与“犯罪既遂标准的改变”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之后按照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从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件、主体要件和主观要件四个方面对非法采矿罪的犯罪构成进行分析。列举介绍刑法理论界对于这些问题的一些主流观点以及学者间的不同见解,同时提出作者本人对其中一些问题的独特见解。在此基础上对非法采矿罪的立法缺陷进行分析。尽管《刑法修正案八》对于非法采矿罪的修改极具进步意义,但一些既存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如法条对于非法采矿行为的列举缺乏概括性和法定刑设置的不合理性。同时,一些新的问题又随之产生,如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介入的冲突性。并且通过与盗伐林木罪比较,我们可以发现非法采矿罪作用的发挥并没有一系列的相应罪名与之相配合,刑法保护缺乏体系性。最后,提出完善构想。通过在列举非法采矿行为时增设兜底性条款、明确行政行为与司法行为介入的界限、构建矿产资源的刑法保护体系和调整法定刑的设置等方式使得非法采矿罪的问题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