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论证,大卫·休谟为十八世纪英国道德与政治思想的一个关键议题,自然社会性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思路。休谟对“自爱”这一普遍但又含混的关键概念进行了根本上的重塑,在理论上扩大其内容,使其包含精神性的快乐。通过在《人性论》第二卷中阐发的自我生成这一核心哲学机制,休谟化解了自然社会性争论中“自利”与“社会性”之间的张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休谟对正义的构建也应以此思路进行解读。因此,从表面上看纯粹是曼德维尔式的利益重新导向过程,其实是休谟试图将政治效忠,以及政府运作,都基于经验基础上的智识计划。休谟的自然社会性与正义理论的结果,便是近代早期英国政治思想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标着了政治思想的讨论逐渐远离自然法形式的超验神圣性,转向作为一种“科学”的经验性讨论。本论文对休谟的解读并不违背通常学术界对休谟在哈钦森与曼德维尔之间的定位,但却揭示了学界通常忽略,或没能解释清楚的部分,也即休谟在何种意义上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综合”,而是以其哲学体系超脱哈钦森与曼德维尔之上。本文的贡献不仅在于揭示了休谟思想的复杂性,也在于加深了对十八世纪英国道德与政治思想复杂维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