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不断发展壮大。然而,由于受到自身微观经济特征的影响,尤其是企业利益相关者间代理冲突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社会关注的问题。我们发现企业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如果对这些矛盾处理不及时,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甚至是企业的生存,造成严重的后果。本文从代理理论出发,探讨三类代理冲突,包括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中小股东和股东与债权人的代理冲突。在讨论上述代理冲突之前,本文首先梳理了资本结构的现代理论,从MM定理开始,再到权衡理论,到信息不对称理论,最后阐述了代理理论。MM定理指出企业的市场价值应相等,无论企业是通过权益融资还是借款融资。由于MM定理要求苛刻的假设条件,后来发展出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等。在讨论了相关的资本结构理论之后,本文仔细探讨了代理理论。代理理论由Jensen&Meckling(1976)提出,他们指出代理成本由三部分构成,包括1.委托人监督代理人而发生的监督费用。即委托人为使代理人尽心尽责为自己利益付出,而发生的监督、激励代理人的费用。2.代理人的担保费用,即代理人为了使委托人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忠实于委托人的,而发生的保证费用。3.剩余损失,即无论如何,委托人都会因委托代理行为而产生的一种价值损失。在代理成本的基础上,Jensen&Meckling提出了两类代理冲突,即由委托代理问题而产生的股东和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本文探讨代理冲突,从Jensen&Meckling的两类代理冲突出发,结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加上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在简要梳理完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之后,本文回顾国内国外学者关于代理理论的研究,发现国内国外很多研究从管理者持股、自由现金流、股权制衡度、股权集中度、成长性、盈利水平等方面考察代理成本,进而考察这些代理成本是怎样影响企业的资本结构的。在众多的学术论文中,许多作者做出的实证分析结果不一,比如在管理者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等方面,有些学者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高、股权制衡度高会减少代理冲突,从而使企业财务杠杆增加,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管理者持股比例高、股权制衡度高会减少代理冲突,使企业财务杠杆减少。各位学者出现分歧并不能表明他们的研究没有意义,相反,是由于学者们站的角度不同,采取的样本不同,才造成上述论文结果的差异。在回顾了国内外学者对代理成本、资格结构相关的文献后,发现各论文与本文要探讨的问题有一定差距。本文希望考察的问题是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和股东与债权人之间这三类代理冲突与资本结构的关系。而本文参考的文献要么只考察了资本结构的影响因素,要么只考察了各代理冲突是怎样影响企业盈利水平,有一些文献考察了代理冲突影响了资本结构,但是都没有明确说明,更没有从三类代理角度分别阐述代理冲突是怎样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本文区分了各类代理冲突,并分别为各类代理冲突选择了对应的衡量指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检验各代理冲突是怎样影响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本文选择了管理者持股比例大小这一指标衡量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管理者持股对资本结构的影响做了很多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管理者持股会减少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进而使得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债权融资,即管理者持股与企业负债呈正相关。另一种观点认为,管理者持股会增大企业的代理成本,从而企业会减少债务融资。本文选择董事会、监事会、高管持股比例之和来决定管理者持股比例。为了衡量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代理冲突,本文选择了成长性来衡量股东与债权人之间代理冲突,选用的指标为营业收入年增长率。一种观点认为企业成长性高会带来高的代理成本,使得债权人不愿意向企业投资,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的高成长性会减少代理成本,企业的负债水平会高。本文选择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来衡量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对于股权集中度,“监督假设”认为股权集中度高,大股东权力增强,有动力去减少股东与管理者的代理冲突,用的方法是负债限制管理者的行为。“隧道行为”假设认为股权集中度的提高有可能使得大股东与管理层合谋,共同侵蚀中小股东的利益。对于股权制衡度对代理冲突的影响,各学者得到了比较统一的意见。原因在于首先,力量均衡大股东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有积极性去减少管理者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能有效的监督管理者；其次,股东之间存在着权力斗争,由于股东之间势均力敌,相互制衡,所以他们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监督,从而有效的减少了大股东通过控制权优势侵蚀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减少了代理成本。根据上述理论和文献的分析,本文提出了H1-H5的研究假设,以229家沪市A股上市公司2006-2009年四年共计916个数据为样本,以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为基础,从总负债率、期限分类下的长期与短期负债率、以及来源分类下的银行借款与商业信用负债率三个层次实证检验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和股东与债权人三层代理冲突对上市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检验,发现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总体呈现“短期债务为主”、“商业信用为主”的特征。本文还发现了中国上市公司中,管理者持股比例很低这一特征。本文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检验了三类代理冲突是怎样影响资本结构的。实证结果发现,管理者持股比例与总负债率呈正U型分布。在U型分布的左方,管理者持股越高,杠杆越低,在U型分布的右方,管理者持股越高,杠杆越高。本文认为随着管理者持股比例的上升,股东和管理者之间代理冲突和随之而来的代理成本都减小了,但企业的资本杠杆是先低后高。股东管理者间的代理冲突减少是站在不同的角度上解释的。在左方,是管理者持股比例小,大股东可以因管理者持股比例的增加较少用负债来约束管理者；在U型分布的右方,管理者持股较高,随着持股比例的增高,负债率不断增加。此时,股权激励的作用将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一方面,代理冲突降低会增加企业价值,从而企业更易获得债务融资；另一方面,股东与管理者利益一致后,二者更可能一致地侵害债权人利益,从而企业具有增加债务融资的激励。由于本文区分了负债的期限和来源,并且做了五种负债的多元回归,发现具有还本付息压力的长期负债和银行贷款的债务具有统计学意义,而短期债务和商业信用则没有统汁学意义。公司的Cr5指标与长期贷款负债率、银行贷款负债率都在5%水i平上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股权越集中,股东越有激励利用具有还本付息压力的债务如长期债务、银行贷款来约束管理者。Cr5指标与短期债务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这个结果验证了“隧道行为”的存在,说明大股东可能在通过短期债务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股权制衡度与公司总负债水平、银行贷款负债水平和长期债务负债率呈负相关关系说明,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高,上述负债水平越高(因为股权制衡度变量z的取值是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除以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所以z越大,公司的股权制衡度越小,z越小,公司股权制衡度越高)。公司股权制衡度高时,大股东既能有效监督管理者,又可以相互制约和监督,从而能降低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使得公司更容易获得外部债务,尤其是投资性的债务,如长期债权、银行贷款等。此外,我们还实证发现,中国上市的成长性指标与总负债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其他负债率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成长性指标与总负债率指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验证了本文假设5a：成长性与企业资本结构正相关,即Ross(1977)的观点,认为成长性高时,公司的代理冲突并不显著,更容易获得债权人的投资。最后,本文通过虚拟变量的设置检验了管理者有没有能力抵抗股东通过负债来约束自己使用自由现金流,结果反映了交互项Manag_D*Fcf和企业各种负债率都不显著。交互项不显著,有两方面的原因：1、管理者持股水平较低,不足以让管理者在债务融资时起到大作用；2、虚拟变量设置,因为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普遍较低,用持股与否来设置虚拟变量并不一定适合实际情况。在检验了管理者是否能抵制股东通过负债约束自己使用现金流之后,本文还检验了股东有无意愿通过自由现金流来约束管理者,结果发现,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总负债率、长期负债率、短期负债率、商业信用负债率的交互项Cr5_d*Fcf都没有显著意义,只有银行贷款负债率显著为正,说明股东尤其是大股东没有动力去激励管理者,运用了增加债务并且是约束力最强的银行贷款的方式来约束管理者。本文具体的章节如下：第一章,绪论。本章通过介绍中国上市公司相关案例引入研究代理理论的目的和动机。在此基础上,说明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第二章,相关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即对相关理论(包括MM定理、权衡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代理理论)进行简评,并对相关文献回顾。第三章,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本章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即本文需要验证或检验的命题,并给出数据的来源,变量的定义和具体的研究方法。第四章,实证结果及分析。本章进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差异性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代理冲突是如何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第五章,结论、建议与不足。总结全文,给出建议。本文的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明确指出股东与管理者、大股东与小股东和股东与债权人三类代理冲突；2.找到影响各种代理冲突的因素,如用管理者持股比例和企业自由现金流衡量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代理冲突,用成长性衡量股东和债权人的代理冲突,用股权制衡度和股权集中度衡量大小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3.区分各类负债,将负债从来源上划分为银行贷款和商业信用,从期限上分为长期借款和短期借款；4.用实证分析各类代理冲突是怎么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并且通过虚拟变量的设置区分了管理者是否有能力抵制股东通过增加负债限制自己使用现金流,区分了股东是否愿意使用负债约束管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