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堂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是人们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进入二十一世纪，曾经受到打击甚至遭到摧毁的祠堂在农村特别是在江西吉安的广大农村复兴起来了，这是农村出现的一种新现象。有人认为，祠堂的兴建是封建残余在当代的“抬头”；也有人认为，祠堂的兴建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方法。不管人们的态度如何，祠堂的复兴，已成事实。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如何看待祠堂复兴问题，直接关系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关系到中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与转型问题，也关系到和谐农村的建设问题。笔者利用文献分析的方法梳理了已有对祠堂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总的来说，已有研究认为祠堂的主要功能是祭祀，而以祠堂为核心，包括祠堂建筑艺术、堂号堂联、族谱族规、仪式活动等内容所形成的祠堂文化对农民具有教化的功能。但是，已有对祠堂的教化功能的研究还是缺乏全面深入的分析。 笔者以“个案研究”为主要方法，对江西吉安青原区新圩镇A村进行实地考查，分析祠堂兴废的过程和A村祠堂兴建的主要原因。并定位：祠堂，作为农村的象征与标志，在当代对农民仍承载着重要的教化功能。 通过个案研究，笔者认为祠堂在当代的兴建与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变迁是分不开的。其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农村实行的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政策及推行的“惠民政策”，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得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农民日益富裕，这为祠堂的兴建奠定了经济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农村实行“乡村政治”的村民自治体制，通过村民自治组织依法办理与村民利益相关的村内事务，政府放松了对农村的政治控制，农民成为了“村民”，获得了经济上的自由，并拥有了参与社区管理的民主权利，农民当家作主的“农权意识”越来越强，这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政治空间：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物质文明在不断的提高，但是由于农村相对还是比较落后，特别是文化发展相对缓慢，农民在物质文明得到提高的同时精神文明却提高不快，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宗族文化成为农民精神信仰的主要支撑，这为祠堂的兴建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温床”；农村“精英领导”促成了祠堂的兴建；祠堂作为农村的“核心场域”，它的兴建也是农民的心理需要。 祠堂的“原生性”功能是祭祀，同时也承载着“次生性”功能——教化。祠堂教化功能的载体，包括祠堂建筑、仪式活动、堂号堂联、族谱和村规民约等。这些载体以不同的方式向农民昭示着集体记忆、民族认同、个体社会化、文化传承、道德情感和法治的教化功能。不可否认，祠堂在当代的兴建，在某种意义上，是以传统文化为符号、为依托，来争夺“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一种表现。从调查过程中可以看到每修建一幢新祠堂都要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但是，判断当代祠堂的兴建现象是否具有破坏性，其关键是看对社会、对大多数人有无危害性，维护的是否是合法利益。祠堂的兴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回归，是与农村的生产生活相适应的。因此，发展乡村农民教育的出发点应该遵循教育与乡村生产生活实际相一致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