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基于苗人传统“坡会”节庆的发展变迁问题,选取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作为调研点,主要运用空间理论、场域理论、乡村治理理论,结合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研究方法,最终发现:一、苗人传统村落是一种“寨+坡”结合的空间结构。传统时期,苗人为谋求生存不断往高坡迁徙,选择自然之山坡并建造起生产、生活空间。苗人在认知开发进程中将自然形态的山坡“领域化”,通过空间五要素,即道路、区域、边界、节点、标识物,建构起“坡”空间,根据标志物划分出集会公共空间、生活居住空间和坡田生产空间,具体表现为“坡会”、“苗寨”与“梯田”景观。在苗人的话语体系中,“坡”空间被认知成物质生产空间,以及“赶坡”(“坡会”)交往集会与议事的公共空间,在他者的话语建构下,苗人与“坡”的联系进一步强化。对传统苗人村落而言,“坡”空间是他们生产生活的主要场所,却惨遭遗落。所以,只有把这种村落公共空间与建筑群结合在一起,才组成苗人村落共同体,形成苗人特有的“寨+坡”村落空间结构模式。二、苗人每年通过组织“赶坡”活动,重构出“坡会”场域,确保了传统村落的权力再生产。传统苗人“赶坡”仪式,是苗人社会政治组织进行权力展演和再生产的过程。其中,“寨老”在神圣的仪式空间中获得政治合法性,不断重构和强化社会地位差异结构与权力秩序;具有宗法性质的“鼓社”组织结构展现在场域内,联结苗人个体与团体,强化族群认同和边界;由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巫师,在权力博弈过程中,其享有的祭祀权逐渐没落虚化,沦为仪式的附属品。通过“赶坡”,苗人社会权力组织体系得以巩固、更新和完善,权力行为主体完成了权力再生产,由此形成传统苗人村落社会治理机制。同时,在权力组织的合力作用下,传统“坡会”场域形成利于增强族群认同和提高集体行动能力的“坡会”文化,以物化的形态规范并保持了稳定的族内社会秩序,维系着省界族群与地缘共同体关系。三、受国家治理进程的推动,苗人“坡会”成功“申遗”,既化解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危机,又进一步发展出现代新“坡会”。2006年,“坡会”在新的“非遗”制度空间下重获生机,得到基层政府组织化管理,变成具有官方性质的“坡会群”。此后,基层政府投入大量行政资源,一方面是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坡会”的传承保护工作当中;另一方面是迎合现实需要改造旧“坡会”,组建新“坡会”,将现代化元素注入原有的节庆符号之中,让新“坡会”呈现出参与主体多元化、节庆内容多样化的新形态与新特点。新“坡会”在基层政府的建构下演变成用于满足民众文化消费的地方公共文化产品,苗人“赶坡”也变为一种“炫耀性消费”行为。四、新“坡会”既是民族村落新旧治理机制变迁的结果,也是多元权力主体博弈的新场域。旧“坡会”场域依靠传统权力组织形成的内生性治理机制,而基层政府组建新“坡会”的政治行为,便是要将新“坡会”作为国家公权力嵌入苗人村落社会的重要端口,形成政府主导下的民族村落治理机制。在田野调查中发现,基层政府之所以选择新“坡会”作为基层治理重要场域,是有意将传统选拔比赛与现代竞争相结合,让相互竞争状态保持着民间的集体行动能力与活力。新“坡会”场域包含基层政府、苗人传统权力组织、其它社会组织、民众等多个权力主体,节庆的组织过程涉及权力的分配与运作,是一个权力博弈且关系错综复杂的游戏空间,政府必须掌握主导权,以宣传动员激活基层行政权力系统,通过游戏重组达成树立政府权威、谋求政府信任的政治目标,从而建构起政府主导下的新型基层社会政治秩序。然而,基层政府主导下新“坡会”的发展面临着文化发展“内卷化”问题,政府也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与安全风险。因此,政府只有尊重客观事实和生存环境,转变发展思路,激发民间活力,才能破除路径依赖和危机,发挥“坡会”公共空间的政治功能与自治功能,形成村落治理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