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研究现已成为道教史、宗教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目前学界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道教的研究则显不足。河洮岷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过渡与交汇地带,特殊的地缘位置、多样的民族构成及多元的宗教文化是这一地区所呈现出的总体外部特征。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央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势力在河洮岷地区此消彼长,不断上演着民族迁徙、碰撞与交融的宏大史诗,成为多种宗教文化及民间信仰互动共生的华丽舞台。本文即在时间、空间的双重聚焦下,来考察以汉民族为信仰主体的道教在这一极具典型性的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发展、变迁及其影响。正文部分共有五章内容。第一章对河洮岷地区汉魏至宋元时期的道教发展史做了钩沉索稽,并具体分析探讨了明至民国时期道教的社会历史背景,阐释出道教的传播与发展随着不同政权、民族力量的此消彼长而有所进退。而将道教放置到具体的背景中去考量,将有益于更加深刻地理解明清民国时期道教演进变迁的相关情况。第二章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系统梳理了这一时期河洮岷地区的道教宫观及地域分布,并着重探讨了万寿观、莲花山、云山观及清虚观等重点道观的历史沿革及相关问题,揭示出它们在推动道教发展与道教文化传播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直观地呈现出在这一长时段内道观发展的沉浮兴衰,展现出道教在这一地区传播与发展所具有的阶段性特征和地域性特征。第三章以田野调查所获四部法脉传承系谱等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河州全真龙门派的道脉渊源与法脉传承,揭示出明代以后,全真龙门派以万寿观为中心延伸到河州的大部分地区,形成区域宫观网络系统,而法脉传承中所形成的这种紧密的纽带关系,也使得河州道脉在艰难时期得以维系;通过对《于氏派衍家谱》、《王氏家谱》和《杨氏家谱》的辨析与解读,阐释出正是在诸如于氏、王氏及杨氏为代表的道士家族的世代坚守与传承,才使得道教在洮州、岷州法脉赓续,让道教文化深植于少数民族地区,加深了道教与民间社会的互动。第四章以在中国传统社会有广泛影响的关帝信仰、二郎神信仰,及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湫神信仰为研究对象,揭示出属于儒道文化的关帝信仰,经过了地域文化的再造和涵化而产生出“格萨尔”的宗教文化现象,以及与藏族民间信仰共同被崇奉的文化景象,反映了道教在远离汉族核心区域与其他宗教文化发生接触并做出了主动的调适。三种二郎神形象不仅在这一地区均有所流播,而且还保存了“李二郎”最初的造像形象,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地方化的神话叙事。同时,道教也全方位地参与了地域性湫神信仰的构建,使最终定型的湫神群体烙上了道教的印记,道教的斋醮科仪也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向系统化、组织化发展的湫神信仰的祭祀活动与仪式之中。第五章梳理了道教在河洮岷地区丧葬习俗变迁历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分析表明,生活于地域文化特征迥异于内地的汉族群体,不同程度地受到藏传佛教文化的影响,但正是有了道教文化的传播与参与,才使得汉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与延续。并以洮州“万盛西”藏族创始人的典型案列,探讨了道教在少数民族地区产生跨族际传播的史实,是藏、汉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真实写照,反映出道教对藏族社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研究表明,道教的存在、传播与发展,对团结汉族群体,守护和维系文化传统、延续民族文化血脉,加强文化认同与族群认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道教与其他宗教间的交流、影响与融合,加深了不同民族间的了解与认知,对区域社会稳定、各民族和平交往与交融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区域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