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耗竭、环境恶化,雾霾肆虐,地下水与饮用水危机重重,土壤污染蔓延等问题日益凸显;同时产品质量问题频频出现,影响消费者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两方面因素日益严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考虑迫在眉睫。在这种背景下,众多企业不得不关注企业的绿色生产、绿色运营、绿色管理,即供应链的绿色实践。然而,供应链环境下,企业选择的绿色实践如何影响供应链企业绩效?本文对此进行探讨来指导企业实践。本研究基于“供应链绿色实践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主题,综合运用制度理论、资源基础理论,遵循“激励动机->绿色实践->企业绩效”的逻辑,利用中国、美国、欧洲等全球十几个国家的制造企业调查数据,以供应链核心制造企业为核心,分析供应链企业绿色实践与激励动机的关系,国家分类和供应链关系质量对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机制。具体包括以下三部分内容。第四章运用聚类分析与单因素方差分析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供应链企业绿色实践与激励动机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对采取绿色供应商认证、绿色直接投资和绿色联合改进等供应链实践的企业进行聚类分析得到平均型绿色实践企业、积极型绿色实践企业、投资型绿色实践企业和消极型绿色实践企业,这些企业受竞争力、法律法规和社会责任等激励因素的影响是有显著性差别的。首先,积极型绿色实践企业受竞争力因素的影响显著高于平均型、投资型和消极型企业绿色实践受竞争力因素的影响,再次,平均型绿色实践企业、积极型绿色实践企业和投资型绿色实践企业受法律法规因素和社会责任因素的影响都显著高于消极型绿色实践企业受法律法规和社会责任因素的影响。最后,积极型绿色实践企业受社会责任因素的影响显著高于投资型绿色实践企业受社会责任因素的影响,说明积极型绿色实践企业除了受竞争力因素影响比较大之外,也非常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为了提升自身社会形象而进行的绿色实践,而投资型绿色实践企业一般采取更为直接的、公众认可的直接投资方式进行绿色实践。第五章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探讨了基于制度理论的国家分类对供应链绿色实践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影响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绿色供应商认证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对供应链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发达国家中,其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在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绿色直接投资对供应链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影响并不显著;绿色联合改善会议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对供应链企业绩效的影响都不显著。但是,绿色供应商认证、绿色直接投资和绿色联合改善会议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等三类国家中,绿色实践对供应链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性差异。第六章运用层级回归的方法实证研究了供应链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即质量绩效、交付绩效和柔性绩效的关系,并验证了供应链关系质量调节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之间关系的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供应商认证对质量绩效、交付绩效和柔性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绿色直接投资对柔性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绿色实践与绩效的影响关系不显著。与此同时,供应链关系质量中信任水平、理念相似性均正向调节?供应链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关系的假设得到支持;沟通程度对绿色供应商认证与企业服务绩效之间的正向调节关系不显著,但是其正向调节绿色直接投资、绿色联合改善会议与企业服务绩效之间正向关系的作用是显著的。本研究实证探讨了供应链绿色实践与激励动机之间的关系,国家分类调节绿色实践与企业绩效和供应链关系质量调节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问题,其理论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基于制度理论分析并检验了国家分类对供应链绿色实践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供应链情境下,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制造企业如何选择绿色实践模式”这一问题;第二,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供应链关系质量对供应链绿色实践与企业服务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丰富并拓展了供应链关系、绿色供应链管理与企业绩效的相互影响机理,同时为供应链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理论指导与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