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投资者保护”命题被提出以来,人们对其研究颇多,但主要是围绕投资者保护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尤其是针对法律保护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大多数片面强调法律保护的重要性,而缺少从经济学、法学等多学科进行综合分析的视角,更缺乏一种逻辑与历史相互统一的视野。在本文看来,投资者保护是融资契约得到履行的自然结果,因此本文分析的焦点主要集中于融资契约及其履约机制。本文首先讨论投资者保护问题的起源及投资者权利的经济实质,分析各种投资者保护手段的关系。为了理解投资者保护问题,本文以证券发行人与外部中小投资者之间的融资契约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分析了融资契约的不完全性;对融资契约不完全性的解决途径一是从契约本身入手,二是从履约机制出发,本文更多关注于履约机制问题,将投资者保护手段划分为自我履约、第三方私人履约、强制履约等三个层次,讨论了各种机制的作用机理及其相互关系;本文认为,要动态地把握各种履约机制的关系,不能局限于静态的理论分析,而且单纯的理论推导在说明法律不完备特性时略显不足,因此本文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融资契约履约机制的演进;最后,本文以履约机制的视角分析了中国的投资者保护问题。通过逻辑与历史的分析,本文得出如下主要结论:拉波特等学者对于投资者保护的界定过于狭隘,融资契约履约机制具有多层次性,各种机制有其各自的作用机理,并且都有自己的优势和局限,互相之间存在着复杂的权衡关系;即使是在英美法系国家,也不能通过司法的自由裁量达成法律的完备,监管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从整体而言,强制履约机制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凸显,但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本文的新意在于:许成钢的法律不完备理论对于监管产生的原因颇具解释力,但其对于证券立法之前已有法律资源局限性的分析不够,本文尝试运用法学与经济学理论深入法律内部分析合同法、侵权法在证券立法产生前的局限性,揭示证券监管的历史必然;与逻辑分析相比较,历史分析方法常常不是基于明确的前提进行理论推演,但自有其价值所在,本文主要基于英美史料,对于投资者保护机制的演进作一番讨论,分析其中强制履约机制的地位凸显过程,揭示融资契约履约机制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