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日本侵略者接连发动的对华战争,使近代中国社会公私藏书事业遭受莫大损失。自1931年东北沦陷至1945年抗战胜利,战火侵袭并蔓延中国长达十四年之久,日军兵燹所至,公然大规模侵夺和破坏图书文献,中华文化典籍因是遭遇空前劫难,蒙受巨大损失。这不仅是中国近代藏书史上的厄运,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大灾难。1937年“八一三”事变之后,日军侵略势力由淞沪而上海、南京、杭州、苏州,战火迅速蔓延至整个东南国域,拥有数百年人文渊薮的江南藏书面临毁失侵夺之虞,且有大量民族文化典籍流散于以上海为中心的古旧书肆中。而在近代上海日渐成熟的都市文化空间中,书籍与知识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耳闻目睹文献典籍遭遇毁失侵夺惨状,沪上从事文化工作和关心文献存亡的知识人士如郑振铎、张元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等联名吁请国家和政府抢救沦陷区图书,以图救护国家文献,保存民族文化,沪上“文献保存同志会”由是成立。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国立中央图书馆及沪上知识人等的协力合作下,文献保存同志会在1940年1月至1941年12月间秘密搜救保存了善本古籍4864部,48000多册。本文即以“文献保存同志会”为研究对象,试对这一组织成立之背景原委、规划运作、活动业绩及相关史事人情作具体考述与分析,并期以将其置于抗战大时代中文化界的“抗战建国”运动之中而予以妥善地评述。故而,依据相关史料,文章大体勒为四部分展开论述,一是以“八一三”事变前后上海文化生态的变化来论述战时文献之厄,也可谓时代背景之呈现;二是文献保存同志会之成立与相关组织规划;三是论述文献保存同志会救书工作的开展与成绩的展现;最后一部分则尝试着分析时局背景下的文献保存活动如何处理人书关系、利益抉择以及内心情感的纠合紧张等。而在述论过程中,本文亦大致有两条线可循:一是阐述“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基本史事经过;二是探讨知识人在“孤岛”时局下保存国家文化的使命与精神。两条线交相融合,共同推进。总之,在笔者看来,文献保存同志会及其同仁在战火兵燹之中救典存书,在民族存亡之际不忘史籍,保存文献之后乃是保存国家文化,保存民族历史。在“孤岛”困境之中,为国家存书,为文化续命,彰显的正是“护书存史”之大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