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研究,是建构和完善中国早期国家起源与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途径。先秦时期是辽西地区的早期国家形成的重要历史阶段。本文整体上以传世典籍、出土文献和考古资料为线索,借鉴和综合运用了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研究理论与方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之上,对素有争议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属于“早期国家”或“酋邦”两种主流观点)予以了多维度的比较观察;分别从“早期国家起源模式”和“早期国家形态”两个层面,对考古和文献资料相对丰富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孤竹、东胡(夏家店上层文化)的社会演进情况及其早期国家类型予以了专题研究。除绪论和结语之外,按研究对象的文化关系、年代顺序等,共分为四章。辽西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具有较为完整的文化发展序列,红山文化是该区青铜时代到来以前最为发达的考古学文化。目前,学界基本认同红山文化的晚期阶段已步入了较为复杂的不平等社会,一般将其视作早期国家的“古国”,抑或是前国家社会的“酋邦”。这就意味着,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形态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对辽西地区早期国家发端的判断。对此,本文以“酋邦”与“早期国家”概念的内涵、特征为指导,先后以祭祀遗址、聚落、玉器等为主要观察对象,分别解析了祭祀中心和中心聚落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分层现象与社会等级结构,及其玉礼所反映的礼制雏形与“神圣化”特点;从陶器、玉器手工业方面入手,探究了其专门化社会分工及所反映的再分配机制问题;通过对牛河梁墓葬群等级结构和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的分析,论证了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权力的神权权威。其中,社会分层和礼制的发展程度,以及社会权力鲜明的神权特征表明,红山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仍属于酋邦阶段,而未进入阶级社会。夏家店下层文化社会形态的考察则以演进轨迹的动态变化为视角。起源模式部分主要借鉴了考古学的分期研究成果和“中心聚落形态”理论,以该考古学文化的自身发展序列为线索,探究了其“普通聚落—环壕聚落—城”的演进过程,及其聚落集群分布和山顶型祭祀场所出现为标志的“酋邦”特征。并且,以大甸子墓葬和城址等考古资料为基础,分别从社会等级与阶层分化、军政化礼制、城址结构与军事防御功能,以及筑城与阶级、社会矛盾冲突等角度,分析了该文化晚期阶段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早期国家形态部分,首先辨析了“邦国”与“方国”的联系与区别,疏证了中国历史上邦国联盟型方国的史实,重点以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城址和聚落址为载体,解构了该文化晚期阶段的“中心城邑—城邑(城邑群)—鄙邑”的邦国形态,并从城址流域集群分布、防御体系和祭祀中心城的角度,分析了其邦国联盟型的方国结构与特征。关于孤竹早期国家的研究,同样分为“起源模式”和“国家形态”两大部分。起源模式部分以相关文献典籍记载和卜辞、金文材料为基础,从商周内外服制、分封制的角度,缕析了孤竹与商、周关系的变化及其“辟纣”北迁的历史背景,进而比较了孤竹在成为殷商诸侯国前后社会形态的改变。在国家形态部分,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爬梳,重点考证了孤竹在商周之际的迁都情况及其都城地望与疆域的变化,并以此说明孤竹都、国同构的特点,即“都邑型邦国”。在对东胡早期国家起源模式与形态的讨论中,通过对相关史料价值的辨析,以山戎、燕地、燕国等为参考坐标,厘定了东胡的族属、起源与地理分布问题,并从存续时间、人种构成、经济形态、族群演进等角度,进一步补充和夯实了以往学界关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族属为东胡观点,从而建构了本文关于东胡讨论的时空框架和资料基础。早期国家起源部分则打破了东胡始终为氏族部落社会的传统命题,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论证了西周时期东胡酋邦社会的形成,以及重点讨论了春秋时期东胡社会所出现的阶级分化现象和强制性权力特征,将东胡早期国家建立的时间下限确定为春秋早期。并且,从王权、疆域、军队与战争三个维度,补充了战国至秦汉时期东胡为国家社会的标志。另外,没有筑城是东胡社会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孤竹的重要区别。故而,本文在对其国家形态展开研究之际,援引了民族学的“部族”概念。鲜卑、乌桓不仅是东胡部族集团的两大成员,而且鲜卑、乌桓、契丹作为东胡后裔的主要代表,其类似的部族制“文化基因”也印证了东胡立国的部族制基础,进而以“部族型国家”来区别以“城”为重要标志的都邑型邦国和邦国联盟型方国。同时,“各有分地”是部族形成的重要前提,也是社会集团向地缘关系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血缘关系并未被完全取代,且在其形成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东胡的部族国家也仍然属于早期国家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