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以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为内在线索，以“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为核心，对“新时期”小说进行总体考察。对“新时期”小说自我认同及其艺术表现的研究不仅是身处全球化语境中的人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学问题。通过这一研究，不仅可以透视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创作主体心灵的嬗变及其内在困境，还可以此探讨“新时期”小说叙事艺术转换的内在精神理路，发掘其审美意义，批评其艺术缺陷。 在“伤痕”、“反思”小说中，与“阶级”话语相对的“自己”、“自我”是“人”的代名词，“人”不仅与“人民”相同一，而且它们还共同沟通着“党”、“国家”、“民族”等宏大话语。在这些小说中，以“人”为中心的个体启蒙话语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群体话语的内在纠缠，具有“五四”启蒙文学所不能涵括的中国革命现代性经验。“新时期”初期小说的“个体”话语就呈现出其启蒙认同与人民认同之间的融合、冲突和对立，其认同危机就表现为它始终摇摆于群体(国家、民族、社会)与个人之间彷徨不定的困境中，大多数创作主体未能真正实现启蒙个体对群体的超越和穿越，这最终导致了其创作中深层反思的匮乏。以知识分子在政治暴力下的惨痛经历来反思苦难、传达启蒙意愿的作品，就渐渐滑向对作为“人民代言人”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崇拜和对自我道德完善的刻意追求。同时，存在于主体想像世界中的“人民”具有某种程度的抽象性，其面目模糊难辨，“人民”更多地是在一种“品质”和“立场”的意义上发挥其政治功能、道义功能或精神寄托功能。“人民”是作家基于自己的立场、情感而进行的民众想像，是作家再塑主体、重建自我认同的合法性依据。作家对“人民”、对自己的“人民代言人”身份、对“人民”一词所内在蕴涵的排斥性结构功能缺乏深刻的反思。 “新时期”的现代化思路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小说”的“现代化”想像。“改革小说”文本明白无误地昭示着，是“现代化”连接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断裂”。作为一种现代性叙事，“改革小说”对历史的想像和叙述在双重意义上受制于意识形态的制约。首先，是主流政治话语的限定。在这种历史讲述语法的制约下，“改革小说”的历史叙述总体上仍然是“新时期”政治话语的一种艺术折射。其次，它同样也受制于把“现代化”作为一种精神信仰而非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而进行必要的反思和省察。“改革小说”中现代性话语对历史的“断裂”性叙述，与对现实的浪漫化处理相辅相成，其背后则是对历史上“社会主义文化／文学”遗产的改写式继承。这种群体性认同在“寻根小说”中发挥到了极致，并从此破解为“先锋小说”个体化的形式探索。 “寻根小说”既是启蒙理性的产物，也是反启蒙的。它转换了“伤痕”等小说中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模式，试图在二者之间寻求深层的沟通，但又无法彻底摆脱传统与现代相对立的二元结构，而是将这一结构以更加深隐的无意识形式存放于叙述底层。从“过去”、“历史”和“边缘”中寻根的举措，在一个更高、更深的层面上显示了“寻根小说”中传统与现代对立结构的存在，以及在地缘政治学意义上对“中国”在“世界”中边缘地位的焦虑。“根”是作为现代性的“他者话语”而产生的，是现代性既爱又恨的对象。“寻根小说”价值评判上眷恋与批判相兼容的游移和暧昧，是“五四”以来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态度的接续，是其自我认同困境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国现代性困境意识的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