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家型农村外来女性家政服务员是农民工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业群体,她们生活在城市居民的私生活领域,与雇主长期、频繁的零距离交往和博弈。农民工、女性、住家型家政服务员的三重身份决定了她们要在不同雇主和不同行业间频繁流动,这种流动具有明显的群体特征,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尚无人对她们做全新的理论阐释和实证调研。“流动和谐”和“性别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和保障,本文采用赋权、开放式和后置的研究策略,从微观视角解读郑州市住家型农村外来女性家政服务员流动的缘起与归宿。 调查表明,无论是从年龄结构上还是从个人素质上,住家型农村外来女性家政服务员都堪称是来自农村的“底层精英群体”。她们的进城务工动机已经开始从经济型转向生活型,基于血缘和地缘基础的初级社会网络资本,在她们的社会流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工作中她们与雇主的互动类型主要有冲突型、理性合约型、“类亲情”型三种;导致她们频繁流动与跳槽的原因主要有工资待遇过低、社会保障权缺失、与雇主冲突、人身权益遭受侵害、过失或犯罪、谋求更好个人发展、国家有利的农业政策导致的回归农村等。在流动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堕距”现象,表现为心理归属变迁落后于职业变迁、社会网络变迁落后于职业变迁、社会身份变迁落后于职业变迁,社会地位变迁落后于职业变迁、公民权的变迁落后于职业变迁。 在她们的流动中也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新质,权益意思逐渐觉醒,开始追求人格平等和个人发展。为更好促进她们的“和谐流动”,在宏观层面上,国家、社会要高度重视,优化她们的发展环境。纳入国家发展计划,创建保障体系;完善劳动市场,通畅流动渠道;加强舆论引导,提升家政观念。在中观层面上发挥组织作用和强化行业管理。建立家政服务员工会;建立家政服务员诚信记录(档案)制度;实行IC卡信息化管理;在社区建立家政服务员公寓,推行“服务不居家,工作八小时”的新型工作模式;走职业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家政道路。在微观层面上,加强职业培训,提升个人素质和服务技能;雇佣调整心态,构建和谐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