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结构和个体实践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真空中或抽象的社会中的，而是发生在一定的空间场域中。人的行动动机也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文化与社会中建构出来的，人们根据自身行动的意义采取相应行动，这种意义又在互动中发生改变。通过行动者的空间实践，不仅改变了行动者活动的物理空间，也构建了不同行动者相互作用的社会空间，形成空间的再生产。　　本文以一个寺院扩建为案例，试图以“行动者-空间”为分析框架，来分析古建筑利用性保护过程中的微观行动和空间营造。在此过程中，空间中的不同利益主体采用各自的行动策略和互动逻辑进行空间更新，具体来说，参与到S村寺院扩建过程的关键行动者主要涉及政府、寺院僧团、居民三部分。　　政府一方面通过构建保护古建筑的合理话语权，从项目的文化意义出发，强调寺庙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挖掘和利用社会合理性资源;另一方面希望通过文化产业园区的建立、发展旅游业来进行产业转型，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形成一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古建筑保护和商业开发共存的行动策略。然而，他们拥有对空间支配和空间改造的权力资源，但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　　寺院僧团“入场”后，正好可以利用其特殊身份、宗教文化资本建构合理性话语，“求助”于当地经济精英，来解决扩建寺院资金不足的难题。在空间权力上，通过引入“国家符号”，与政府签订合同达成长达30年的合作关系，从而取得合法化身份，以及对寺院的管理权。僧团对于文化资本的运用和转化在整个S村空间生产中也尤为重要，这种重新恢复的仪式活动标志着文化空间的重构，重构后的Z寺体现出更多的仪式意义和象征性，体现了文化空间本身的实践和表征。　　此外，作为S村的居民，他们也是空间改造过程中的参与者，在“文化自觉”和“经济理性”的双重支配下，通过自己的行动实践参与到S村文化产业园区的空间生产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其个体的空间实践行动力。　　可见，在Z寺扩建过程中，各利益主体根据自己对空间价值的认知以及各自的空间资源生产能力，充分挖掘空间的文化价值和符号价值，并运用不同的行动策略和逻辑，对空间边界、形态和功能进行改造。于此同时，空间生产的边界逐渐扩大，以往的单一的传统乡村社会如今成为一个物质空间与象征空间并存的多元化现代化空间，实现了从“空间中生产事物”向“空间自身的生产”逻辑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