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逻辑史上,梁启超是对中国本土逻辑开展系统研究的先驱之一。他虽援引西方逻辑及印度因明来加以论述,但正是他在比较中开创了近代墨家逻辑研究的先河,让世人看到了几千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为世界逻辑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本文首先考察了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所具有的历史条件,分析其深厚国学根基的来源,把握梁启超获得近代西方逻辑及科技知识的渠道。其次,本论文探讨了梁启超对《墨经》的校注。在前人的基础上,梁启超有了新的突破,给近代以来校勘学创立了新的模式。他选取了恰当的版本,正确地校注了前人未曾注意之处。他采用了新的“经、说、校、释”一体化的编著体例,发现了《墨经》校注中“引说就经”的“公例”——标牒字。在校释中,梁启超大量联系逻辑原理和西方科技知识来解说《墨经》。从形式到内容,梁启超都超越了前人。再次,本文梳理了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思想研究的体系,把他分散在前后不同时期著作中相应的思想内容加以归类。本文以“名”、“辞”、“说”、“辩”、“逻辑规律”为单位,比较了梁启超前后对墨家逻辑思想认识的变化,从差异中体现出梁启超的思想取向。同时本文也分析了梁启超思想前后产生差异的原因。这些内容揭示了梁启超是如何指明墨家逻辑与近代西方逻辑及印度因明有相通之处的。他把墨家逻辑放在世界学术的高度上,让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逻辑对世界逻辑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最后,本文初步探讨了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对整个墨学研究乃至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