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學由校勘實踐發端,經過長期的積累,在宋代出現了向校勘理論發展的趨勢,至清代而臻於極盛。乾嘉時期,藏書、讀書、刻書諸項活動無不先之以校勘,埴是一種自覺的意識。校勘不僅成爲研治版本、目錄及其他學問的一種方法,同時也在與其他學術的互動中發展成爲專門之學。鑒於此,本論文以“清代乾嘉校勘”爲題,對清代乾嘉校勘之典型理論與具體實踐兩個層面進行了一次較爲廣泛的討論,主要包含以下幾方面的內容:一、典型校勘理論的梳理。乾嘉時期校勘學的理論發展遠邁前代,盧文弨提出“相形不相掩”的折衷原則,段玉裁提出“底本之是非”與“立說之是非”的區分,顧廣圻主張“不校校之”的方法,黃廷鑑傾向“校而不改”的處理等等,都是乾嘉學者在校勘理論上的自覺思考與集中表達。雖然乾嘉學者沒有像陳垣《校勘學釋例》一樣明確提出“四校法”的概念,但在乾嘉學者的校勘實踐中,各種方法都已被廣泛運用。而且在依據文字的記載進行校勘之外,乾嘉學者還與日常生活相結合,運用目驗之法考證古書之記載。二、官方文獻校理的研究。乾隆一朝,官方在文獻校理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如十三經、二十四史的重新校刻與《四庫全書》、《四庫薈要》的纂修等。以《四庫薈要》爲例,《薈要總目》、提要、《凡例》、《聯句》中有很多與校勘相關的內容,而每書所附《考證》更是校勘記的彙集。雖然官書校勘所達到的水準值得討論,但官方文獻校理在影響時代風氣,培養校書人才等方面,都起著重要的作用,是乾嘉校勘重要的組成部分。三、學者自主校勘實踐的研究。乾嘉校勘之盛,主要推動力量在學者自主的校勘。經、史、子、集,旁及釋典、道書,乾嘉學者無不進行校理,並通過多種多樣的形式表現出來:或散存於題跋、讀書志、文集;或撰爲專書,如胡克家《文選考異》之類,或匯多種零散成果於一書,如盧文弨《群書拾補》及各種學術筆記之類;而更多的則是隨附原書,通過校本保存下來。這些校本是考察校勘實踐最爲直接可信的資料,也是乾嘉校勘學研究的重點之一。如顧廣圻視校讎爲性命,終生業於是,其校勘成果大多存於具體的校本,而對丁杰校勘學的研究則更有賴於校本資料的匯集。校本能反映不同學者校勘的諸多細節及其主要特徵,如黃丕烈之力主死校,這在他的題識中有明確表述,而黃氏校本對一行幾字,空幾格,每葉起訖如何不厭其煩的標識,則可與他的理論相印證,並提供更爲直觀的材料。乾嘉校本的深入研究,將開啟清人校勘學研究的新視野。四、乾嘉時期的學者除專門論著之外,大多有別集傳世。這些別集分類多樣,體現明顯的乾嘉學術特色,而序、跋、題識等校勘學文獻,限於別集編纂之體例,往往難以全部收錄。然就校勘學的研究來說,這類文獻不管是對校勘學的考察,還是對學者行跡的考察,都是最為原始而直接的材料,具有其他材料無可替代的價值,本文第五章就是從校本中鉤稽的諸多學者的遺文,以便爲校勘學的研究提供更多的新材料。而附錄部分對丁杰《北學齋筆乘》及錢大昕《南陽集》的辨偽,雖不是具體校勘成果的研究,然二人作爲乾嘉時期的校勘學家,其著述之真偽,同樣會影響到對其學術的整體考察,故錄之以備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