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外逃一直是困扰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一大难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也逐渐成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关注的焦点。 本文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对资本外逃的定义、测算方法作了细致的分类比较，并对比了运用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估计结果，从中总结了我国过去20多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变动的趋势和相应规律。研究表明，我国的资本外逃不仅在总体规模非常庞大，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逐年深入，波动幅度也逐渐变大，并且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逃的规模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尤其是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达到一个外逃的高峰。而从资本外逃发生的现实渠道结构来看，我们发现，“经常项目”渠道和“其他方式”渠道下发生的资本外逃是两大最重要的渠道，而资本项目下的外逃额则相对较小。 基于中国资本外逃的基本特征以及转型时期的政治经济的现实环境，本文构建了一个微观分析模型，考察微观行为人在面对转型时期的各种经济约束时的消费和投资决策。通过这个模型以及相应的扩展，本文将一般性的资本外逃和过渡性的资本外逃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进行分析，探讨了我国转型时期各种政治经济约束条件如何对微观行为人的资本外逃决策产生影响以及哪些因素决定资本外逃的规模大小。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运用现代计量分析方法对相关的命题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支持了大部分的理论命题，这表明在我国实行比较严格的资本管制的情况下，资本外逃规模会伴随居民手持财富的增长而增加。并且政治和金融风险以及人民币的贬值预期对资本外逃有显著的影响，而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则不显著。此外，实证分析还表明内外外资的差别政策的确会诱发资本外逃，从而反映出我国资本外逃所具有的“过渡性”特征。 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得到的结论，本文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本文认为既要从源头上消除导致一般性资本外逃和过渡性资本外逃的原因，也要从路径上堵塞资本外逃的渠道，才能真正做到对症下药、标本兼治。然而，在本文的模型框架下，由于资本外逃的规模不仅与初始财富和贴现因子有关，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特征。如果一国的投资者整体风险规避系数较高，微观行为人会根据其面临的资本外逃预期风险收益结构自动调整外逃规模。因而，在这种特定的风险偏好结构下，政府在可以权衡其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成本选择适当的资本外逃打击力度，以实现最佳的控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