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思想家的学术观点进行理论分类与清理,历来被学界奉为一项必不可少的“志业”(calling/Beruf)。必不可少的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该思想家的观点本身成为了学术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二,该思想家的观点与社会政治实践及人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直接的“致用性”甚或“互用性”联系。前者如柏拉图、伊壁鸠鲁、笛卡尔、康德等;后者如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有些思想家的观点被反复分析与阐释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他兼具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即他既成为了学术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又与社会政治实践及人们的生活世界发生了“致用性”或“互用性”关联,如思想的“作案者”马克思。本文选用马克思的重要文本《巴黎手稿》作为切入其法哲学问题的突破口,既是为阐释和理解马克思的法律与政治思想提供依据,同时也为理解西方现代性法哲学的整全/分裂的多维图景做理论上的铺陈与深化。法哲学是有关法律的正当性问题的追问与反思。在此基础上,文章作者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法哲学的思想变迁史与马克思的法哲学如何衔接(导论);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文本根据和思想背景是什么,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巴黎手稿》是马克思与西方法哲学传统衔接最为紧密的文本之一(导论第二节和第一章)?《巴黎手稿》的三部手稿从资本立法、财产权理论到共产主义自由概念的提出,其内在逻辑线索是什么(第二章)?作为《巴黎手稿》核心概念的“异化”概念如何成为自由法哲学的新起点(第三章)?马克思法哲学的自由理论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后自由主义的自由学说及其法哲学存在何种关联(第四章)?总体上马克思是如何贯彻他的经验主义和超越主义双重认识视角的(第四章小结以及结论)?具体而言,全文安排如下:导论,论述法哲学与马克思的关系。有关自由的学说和自由主义法哲学的基本问题,从古至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将自由作为法哲学的研究主题,也是现代性法哲学形成以后的事情。古典自然观意义下的城邦正义,并不有助于为个人主义的自由提供某种法权依据,而只是对提升政治整体的美德与权威极为有利。希腊化到中世纪的整个法哲学背景,不是古典至善美德为神义提供理性基础,就是神义为自然法赋予超验语境。总之,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先是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后是霍布斯、斯宾诺莎、格劳秀斯,直至卢梭、费希特、黑格尔才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形式上从黑格尔所提供的国家哲学与自然法权原理出发,实质上却超出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国家问题视域,走向了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至社会批判的自由主义人性论的整全批判之路。尽管这位以一贯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思想家并没有回到古典知识库中寻找智识资源,但是,对资本主义法律基础与法权体系的根据(法的性质)、进路(法的属性)的批判以及未来哲学的实践建构(共产主义),则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形态设想,更是一种对现代性法哲学“问题背景”的无限开放,这当中显然包含了文章后面诸章所不断讨论的有关经济的公共事务、新旧世界观、异化理论的法权原理、古典自由主义的“古典”意义以及所谓的现代性“德性”回归。尽管我们不能据此认为马克思提供了对他所发现问题的迄今最佳答案,但是,至少可以说,他发现了迄今所未根本解决的问题。另外,导论中还对选用的MEGA2版本情况做了略要说明,并对国内外关于《巴黎手稿》的研究现状(人道主义、存在主义、自由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做了思想线条式的概括。第一章,对马克思《巴黎手稿》的思想氛围进行初步归纳。政治浪漫主义的风气与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持久关注,使得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观念、历史过程拥有较为全面和深刻的把握。他的重要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中体现了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观念与法权原理的理解与超越。来到巴黎的马克思,试图在“日耳曼的头脑”与“法兰西的心灵”之间获得思想的沟通,《德法年鉴》就是这种沟通的文献载体。但是,这一尝试很快就失败了。“现有”与“应有”的矛盾,哲学家们在实质自由的财产关系面前普遍的“历史失语”,迫使马克思反复思考“新时代的法权原则”(费希特)之下“新观念、新政制、新风尚”的意义与局限。与托克维尔论自由相对应,马克思最终脱离了个人主义的公民政治,而是从法国革命传统中走得更深、更远:从政治革命最终走向了经济革命和社会革命、乃至人性革命,并通过剩余价值学说、资本立法规律等问题的实证发释,严格论证了进行这场对于人类本身而言旷日持久的革命的正当性根据。第二、三章,从文本出发,在法哲学视角下如何理解马克思《巴黎手稿》中的国民经济学批判?斯密认为国民经济学是关于政治家与立法者的科学。斯密从强国富民(《国富论》)和自利德性的角度(《道德情操论》)为古典自由主义奠定了牢固的法哲学根基。这种法哲学关于人性的根本观点归结起来大体有三:其一,自然并非存在论目的或本质,而仅仅是客观存在着的外界事物;其二,人性论的根本问题不是“人是什么”而是“人如何活着”;其三,基于前面二者,人或者说人类的基本特性只能参照自我保存的激情来界定。因此,无论是重建人性论的休谟、斯密,还是“反其道而行”的黑格尔,财产权基础上的市民社会法律体系及其法权关系是整个资本主义的最终根据。马克思《巴黎手稿》所包含的三部手稿,分别从资本立法的三个步骤、财产权(动产战胜不动产)作为自然权利、共产主义的自由理念等三个方面对其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逻辑演示和人性论批判。第四章,异化理论与马克思法哲学的“人性批判”属性。异化既是一种让渡(词源),又是一种扭曲(社会)。从对卢梭、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异化学说史的归纳中,我们发现,异化理论从神学语境步入世俗层面以后,它所内涵的关系由“神—人”关系变成了“我—我”关系,变成了一种主体(或主奴)社会关系。马克思的异化四层说,也是从这种转变之后开始的。他不仅发现了异化理论与私有制法权关系之间的根本联系,还将这种联系最终发挥到整个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重构上,在法权的异化史基础上建立起了社会的人性批判理论和法律批判理论。法律批判理论的“后继者”如卡尔·伦纳、法兰克福学派、帕舒卡尼斯、葛兰西等分别从法律新功能论、工业批判理论、法律历史论以及意识形态霸权论等方面重新阐释当然也不免曲解地发展了马克思的法律批判理论。法律批判理论的批判根据从“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出发,扩展出马克思自由理论的基本立场。这一立场在西方法哲学尤其是自由主义法哲学的传统中如何理解?这是下一章的内容。第五章,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在西方法哲学传统中的位置。自由是现代性法哲学的时代主题,自由主义的法律和政制学说更是现代国家与社会形态构建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令马克思倍感愤懑的是,从古典自由主义开始,自由主义就放弃了对自身法权根据的追问。古典自由主义尽管试图在自我的自由与共和德性之间达成和解,但最终不得不在资本蔓延的现代自由主义面前走向“虚无”;黑格尔从宪政的伦理国家角度提供一种共同体的德性保全,最终也免不了被马克思看作是君主制的时代翻版。马克思发现,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基础不是使人回到人的类本质上来,反而是分裂人的这种本质;在单子式的个人主义自由前提下,人权归根结底是私有财产权,而宪法和法律只不过是对这种私有财产权的确认。因此,如何从资本对人性的异化中解放出来,才是自由的根本问题。马克思批驳了国民经济学的“道德”,同时对黑格尔的法教义学独断给予了严厉批判,并在从康德到黑格尔的道路上走上了一种未来哲学的“历史德性”: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随着国家和法律的消亡,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就此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甚至经由黑格尔又回到了康德。后自由主义不是对自由主义的否定,而只是对自由主义的根据、内涵及其演变所给予的一种批判性分析。马克思对后自由主义的自由及其法哲学的形成贡献了思想资源和无穷动力。通过拉斯基、麦克弗森、阿伯拉斯特的法哲学可以清醒的发现这一点。结论,对文章的目标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达成该目标给予简要说明,并勾勒出文章表达的思路与现代性法哲学的联系。通过对《手稿》的历史(思想背景)、文本(《手稿》及相关文本)、理论(异化的法权原理与自由理论)的全面清理,笔者认识到,马克思法哲学的自由理论所经历的对政治浪漫主义“动力学”的超越、对古典自由主义“德性”的超越,其根据来源于对资本主义法权体系的经济学话语逻辑的深度解读,这种解读无论被后继者们贴上的是“左”还是“右”的标签,都无法抵消其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同时也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自由理论在追问自由主义的“实现何种自由”与“如何实现这种自由”的法权问题面上甚至提出了“为何需要自由”的法权正当性问题,尽管马克思并未回归古典自然德性,但他的自由理论具有历史论(自由的阶段性)、目的论(谁的自由)和未来哲学(共产主义的自由)的独特个性。这一个性对于我们回答“在政治与法律的社会关系中如何生活更美好”(法的正当性)的问题具有永不枯竭的思想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