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脱节造成了中国村民市民化的滞后局面。农民市民化不是简单的农民进城，也不仅停留在抽象意义上。站在城乡统筹、农民分化和分层的视角下审视农民市民化，其外延应该包括农民工市民化、城市郊区农民市民化、城中村农民市民化、村改居农民市民化、居村农民市民化五种类型。本文研究对象村民市民化主要包括了城市郊区农民市民化、城中村农民市民化、村改居农民市民化三种情况。在全国各地正在迅速扩张的城市中，无论是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还是地级市乃至县级市，都面临着村民市民化问题。由于青岛市崂山区中韩街道办事处的村民市民化正在进行中，成就突出但问题也不少，论文以此作为城市化进程中村民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范例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建国以来，我国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的发展经过了四个阶段，即1949～1960年城镇建制的划分与城镇人口的增长阶段，1961～1978年城镇人口数量停滞甚至下降阶段，1979～2000年城镇人口回升发展阶段，2001～今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快速发展阶段。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不含港、澳、台）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9.68%，按照发达国家现在平均70％—80％的城市化水平，我国今后农民市民化的总量还相当庞大。可以预计，在未来的数十年内，仍将会有数亿农民进入城市，市民化的速度也将会加快。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农民的市民化还面临着来自主体思想观念、主体素质、相关制度、外部条件、社会组织转型、资产处置等多方面的制约。分析制约因素形成的原因发现：城乡二元结构是村民市民化问题的总根源，农村土地制度缺陷是阻碍村民市民化的经济根源，城市市民主体与政策决策主体的矛盾心态造成了村民的身份困扰和认识障碍，饱和而又具有歧视性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增加了村民城市就业的不确性，村民主体的素质缺陷增加了其角色转换的困难，过高的进城成本抑制了村民变为市民的主动需求。虽然我国的村民市民化与国外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不尽相同，在农民非农化与工业化的同步性、农民非农化的内生机制、农民非农化的进程速度上存在差异性。但是，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或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还是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例如淡化户籍的衍生功能，建立依法、规范与尊重市场相结合的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控制失地农民的风险，加大政府对村民市民化的推动力度等。把借鉴国际经验与基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促进我国村民市民化进程对策建议主要有：加强政府在村民市民化过程中的责任；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促进村民市民化的制度前提；探索保证失地村民可持续生计的补偿安置方式；推进以取消二元户籍歧视为内容的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村民整体素质以适应市民化对村民主体素质的要求；加快城镇化进程，拓宽村民市民化的空间。其中，行政村管理向居民社区管理转变，以社区文化建设推动社区居民的转变，推动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革，积极的利用区位优势发展相关产业，增加社区居民的就业机会，城乡对接社会保障体系等措施对崂山区中韩街道办事处更具有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