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深度应用,层出不穷的金融科技创新对传统金融监管体制造成冲击,我国现有的金融犯罪体系在规制金融领域网络违法经营行为方面存在失能,进而导致我国金融市场混乱,金融犯罪案件高发。通过相关概念辨析,本文将金融领域网络违法经营行为定义为:市场主体（金融机构为主）通过利用信息技术,以互联网为主要媒介,以营利为目的,违反相关法律规定,反复持续提供存款、贷款、中介等金融服务的活动。相较于传统金融经营行为,金融领域网络违法经营行为具有跨时空性、主体多元化、法益复合化、共犯层级复杂化、行为模式异化等特点。本文结合H省S市L某案件进行分析发现,在司法实践中,金融领域网络违法经营行为的复杂性使得司法实务部门很难准确认定此类行为性质,出于打击目的,往往按照较重罪名处罚,罪名适用并不准确,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经济效果均不佳。在金融领域网络违法经营行为中普遍存在新旧风险交叉融合,风险高度聚集且识别困难;前置部门法不明确,行刑界分困难;传统刑法理论失能,罪名认定困难等刑法适用疑难。为解决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明确金融领域网络违法经营行为的行刑衔接标准,在违法性判断方面,应当采用“质量的差异理论”对刑事违法性进行综合判断,坚持刑法独立认定的同时,兼顾法律体系内部的一致性。对于金融领域网络违法经营行为的规制应当从积极治理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发挥刑法的预防功能,构建起事前预警、事中阻断、事后打击的完整刑事治理链条,在刑事政策方面,要结合具体的金融政策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出具体解释,同时要注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例外适用,尊重由市场机制主导的网络金融创新,不轻易对该类经营行为进行入罪化处理,给网络金融经济创新发展留下足够的自由空间。确立合理的入罪基准则要围绕保护法益与行为方式两方面展开讨论,金融犯罪所保护的法益正从“秩序”一元结构,走向“秩序、权益”二元结构,此类行为的行为方式可做两层五类划分,按照是否具有经营目的分为欺诈类与经营类,经营类再分为四种,即吸收资金类、发放贷款类、中间服务类、数据安全类,欺诈类行为方式主要涉及集资诈骗罪;吸收资金类行为方式主要涉及擅自发行股票罪、非法经营罪;发放贷款类行为方式主要涉及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高利转贷罪;中间服务类行为方式主要类涉及非法经营罪、洗钱罪、虚假广告罪;数据安全类行为方式主要涉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针对传统刑法理论在规制网络金融违法行为时出现的适用困难,应当进行理论“扬弃”,在不作为犯罪认定中,应对网络金融平台经营者的不作为义务展开实质判断;在共犯认定中,应采“行为共同说”,强调共犯的独立性,弱化共犯的从属性,正确评价帮助犯特别是技术帮助犯的行为危害性;在被害人过错认定中,要根据不同金融参与者的特点进行分类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