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就是人才经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才逐渐成为第一资源。当今世界竞争的核心是关于人才的竞争。加快人才发展,鼓励人才流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长期国策。然而,在人才流动和知识转移的过程中往往不可避免地伴随着诸如商业秘密流失等知识产权风险。实践中,人才流动也的确是商业秘密泄漏的主要渠道。而雇主的商业秘密及其他竞争利益,又是经营权的重要内容。对经营权的保护,就是保护雇主投资、创新热情,这不仅有利于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和保证。鼓励人才流动与经营权保护均可借助于竞业限制,使两者在利益冲突与博弈中实现互利双赢。但在实践中,竞业限制在保护经营权的同时,往往不仅限制了人才流动,也限制了雇员的择业自由权乃至生存权。对此基本人权的限制,就构成了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危害。因此,着力化解经营权与劳动权冲突,努力探求竞业限制的合理性标准,应成为竞业限制制度研究的核心与关键。文章正文分为五个部分。一、厘清竞业限制的概念及特征,指出竞业限制的理论依据,即经济学上的“代理成本”理论及法学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其中,合理限制竞争及忠实义务理论,是竞业限制的重要理论依据。竞业限制作为保护商业秘密及其他竞争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既具有鲜明的正当性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竞业限制在保护经营权的同时,也在规制市场竞争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然而,对于竞业限制合理性的判定则始终是该制度难以破解的难题,如对“合理性标准”的界定,始终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是造成实践中不合理限制的根源所在。该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对人才流动的不合理限制,以及对劳动权的不合理限制。二、竞业困局之根由主要在于经营权与劳动权的冲突。竞业限制的经营权与劳动权冲突,属于权利冲突的典型形态之一。权利相互性理论及利益冲突论均将权利冲突这一现象过度地客观化了,过分夸大了权利冲突的客观性、必然性乃至绝对性,否定了法定权利的社会性及法律属性,忽略了立法者划定权利界限的主观能动性,从而陷入仅强调权利冲突的客观性及客观条件,否认或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形而上学机械论,以致“宿命论”。对于权利冲突的原因,从不同的层面和角度观察虽然会有不同的认识或结论,但究其本质,主要应归结于以下因素,即：利益有限性与权利多样性的矛盾、权利平等性与其内容多样性的冲突,以及权利界限的模糊性与交叉性共存等。三、经营权与劳动权等法定权利均有相对清晰的权利界限及既定范围,因此,法定权利既是平等的,又是具体的。所谓“优先存在”的权利及“权利位阶”,其实只有特定情形下的优先,并无绝对的排序及高低、先后之别。法律的确有位阶,但法定权利则具平等性。这是一国法治原则的体现。劳动法倾斜保护原则,在实践中极易被误读、曲解、扭曲,造成该原则的泛化或被滥用。其本意虽为矫正劳资地位不平等,但结果往往是矫枉过正。在经济学中,权利界定越清晰对交易的实现越有利。因此,为经营权、劳动权等法定权利划定相对清晰的权利界限,对其予以限制,是化解经营权、劳动权冲突的主要路径。该路径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四、化解竞业限制的经营权与劳动权冲突,除应秉持平等保护的理念,还应坚持契约自由原则及其限制制度。竞业限制契约自由原则以劳动权保障为直接目的。雇员可依其自由意志决定竞业限制契约的具体内容,其妥当性原则上可以获得保障。但由于竞业限制契约当事人经济地位的惯常不平等,使雇员往往仅有接受签约与否的形式契约自由。为抑制该契约自由之流弊,实现竞业限制契约正义,就需对契约自由进行适当限制,以保障当事人利益相对均衡。该限制,既可通过立法进行限制也可通过司法予以限制。依契约自由及其限制,离职后的约定竞业限制通常是其主要形式。对于竞业限制契约的救济,有事前及事后两种救济途径。前者,主要以集体合同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后者主要以违约救济制度进行救济。五、我国竞业限制的立法本意为,以公共利益为基点,实现对经营权及劳动权的共同保护。但从该制度在实践中的效果来看,却与其本意存在较大差距。如,经实证分析,竞业限制条款被判定为有效的比例及雇员的整体胜诉率,虽都明显偏高,但从裁判结果看,对劳动权保护的程度或强度,却依然不足。基于受倾斜保护原则易泛化或被滥用等因素的影响,致经营权同样也未得到应有的保护。因此,对竞业限制,应秉持平等保护的理念,适当扩大竞业限制契约自由的限制范围,适度强化对竞业限制补偿金及违约金的立法规制；反思或检讨倾斜保护原则,以避免或抑制其对司法活动的消极影响；加强对竞业限制相关规则的引入及司法规制。以此,为我国竞业限制制度寻求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