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上对某些技术的所有影响取得共识之前，这些技术的产品已经商业化并且进入了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但消费者没有能力去区分这些产品是否会对自身或环境造成潜在或长期的危害。转基因技术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问题是，当科学还不能证明一种技术对人类无害或者说还不能否定该技术对人类有害的可能性时，是禁止继续探索技术还是在严格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技术以消除科学不确定性?标签规制作为一种信息披露的政策工具，能让那些担心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可以避免买到他所不愿意购买的产品，同时还支持继续科学技术上的探索。从而为在科学不确定下继续进行技术上的探索提供了可能性。然而，各国对于如何实施标签规制却有着极其激烈的争论：是应当允许生产者自愿的为他们的产品加贴没有使用某种技术的否定标签，还是政府应当强制所有产品都必须经过严格检测，以确保所有使用该技术的产品都加贴使用了某技术的肯定标签?还是干脆不采用任何标签规制?因此从理论上深入理解不同标签制度的影响及其变迁规律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在理论上获得比较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将有助于制定合适的标签规制政策，在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促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论文首先分析了转基因食品所具有的科学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特征，并在回顾了国内外有关转基因食品标签规制的研究的基础上，从规制理论、产品质量属性的经济学、标签规制的经济学等三个方面为研究转基因食品标签规制政策所依赖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进行了梳理。并通过新古典经济学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和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的讨论提出研究标签规制的效果时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而在讨论标签规制政策的制定及其演进时使用比较制度分析方法的观点。 用经济学方法研究不同标签制度对于各个利益主体的影响，首先必须了解政策制定的目标和过程，因此论文中运用政策人模型来描述我国政府民主集中制下的政策决定过程，该模型能够较好地克服西方主流的的福利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不适合中国政策决策体制的弊端。其次，还必须了解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的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因此论文在对国内外大量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上海市消费者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程度和消费意愿的调查，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进行了较为深入地分析，为分析转基因食品标签规制绩效的提供了逻辑前提。 在转基因食品的消费者行为特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通过建立消费者对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偏好连续分布的假定，讨论了不同标签制度对于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其结论是：没有标签制度是最不好的，而自愿标签制度和强制标签制度分别适用不同的条件。其次，我们运用博弈论模型，讨论了企业在决定是否加贴标签时的策略性行为，其结论是：在检测成本较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不太了解的条件下，企业有充分的动机向消费者隐瞒信息，不愿意为自己的产品加贴是否转基因的标签。但如果检测成本能够降低，消费者又逐渐提高了对转基因食品的认识，非转基因食品的生产企业会首先为自己的产品加贴“本食品为非转基因食品的否定标签”。在分别讨论消费者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一个包括研发机构、农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三方在内的更为一般的模型，分析了自愿标签和强制标签制度下各方的利益变化，并进一步讨论了不同利益集团对于不同类型标签制度的支持和反对程度，为讨论标签规制政策的变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研究发现，自愿标签制度的成本占传统食品与转基因价格差额的比重、强制标签制度的成本占传统食品与转基因价格差额的比重，以及消费者对在自愿标签制度下生产者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等三个变量是决定不同利益集团支持何种标签制度的关键因素。 在科学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保护消费者的知情选择权同样是转基因食品标签规制的重要理由。因此，论文还在对标签规制制度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上，以大量的实证调查为依据，专门讨论了标签制度与知情选择权的关系，得到了只有自愿标签制度才能真正保障消费者知情选择权的结论。 最后，论文在运用政策变迁的政治经济学模型，对我国转基因食品标签规制制度的制定过程及其演变趋势分析的基础上，依据政府规制目标，评价现行标签规制制度的实施绩效，发现强制性的标签规制制度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有限，自愿标签规制制度具备更大的优势。由此提出了建立自愿标签制度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