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著名哲学家高清海先生在《哲学的奥秘》中写到:“人是哲学的主题和实质。探讨未来哲学的状态,就必须了解未来的人将会怎样,因为,迄今哲学所经历的形态也就是人所经历的发展状态和理性映照,人的未来发展是理解哲学未来发展的支点。”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物的世界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犯了一个错误,它使得人本身的存在仅仅是外在的,它不认为主体性的人是真正现实中的存在。哲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不仅是对时代问题的理论自觉而且是对社会历史的反思性批判,而奈格里的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对这一时代问题的理论回应。自卢卡奇以来,西方左翼思想家更加关注资本逻辑对人的统治,这种统治变成“资本的囚笼”,使他们深感无力而走向了悲观主义。与之相反,奈格里虽不否认资本的统治,但是他反对在夸大资本统治时将劳动阶级的主体性淹没在其中,从而否定阶级斗争和人的解放的可能性问题。奈格里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提到“工人阶级主体一定会涌现出来,因为资本主义的征服没有抹去他的身份,只是控制了他的行为;这一主体一定会在过程所导致的社会资本的总体力量的水平上涌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促使我们进一步追问:社会解放的新革命主体和阶级对抗的革命政治学的真实意蕴究竟是什么?奈格里凭借马克思、斯宾诺莎、褔柯等人的理论资源,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条件下提出了极富穿透力的理论思考,重构了帝国与诸众之间的对抗性关系。试图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和劳动范式的转型时期,重新反思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内在矛盾,并深入探讨人类如何从“资本的囚笼”中获得解放的可能性问题。奈格里对马克思文本解读的政治性——哲学性直接体现在他的问题意识之中,即他对革命主体性的重新思考。在解读过程中,奈格里十分关注《大纲》的写作动因,即1857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奈格里认为经济危机的出现直接蕴含了革命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他深入挖掘马克思这一手稿的深层哲学意义,重构了符合时代发展的生命政治和非物质劳动理论,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的自治转向。奈格里强调,资本主义是一个拥有两种主体性的社会体制,资本(主体)通过剥削和强迫劳动来支配工人阶级(另一个主体)。这种资本与劳动的二元对抗性关系贯穿了奈格里政治哲学思想的全过程。他对资本和劳动二元主体对抗逻辑的阐释并不是基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平面性展开过程,而是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展现出来。在此基础之上,奈格里更加关注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过程,因其构成了资本逻辑的重要环节,如果没有社会关系再生产理论的支持,在面对资本的统治时劳动者就无法成为主体。如果说在革命主体的问题中,奈格里是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开展的,那么在革命主体的重新界定上,他就开启了“超越马克思”的思想之路。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无产阶级无疑就是革命的主体,在马克思所生活的竞争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就是指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者,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内部变迁,对革命主体性的重新界定变得非常必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本的生产模式更多地与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结合在一起,这就是社会资本的含义。随着劳动转移到工厂之外,要坚持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生产和工人阶级的论断就显得十分困难了。在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时代条件下,社会工人整日都处在普遍性的生产之中。因此,作为革命主体的社会工人已经不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无产阶级,而是那些被资本所控制的各种各样的异质性社会力量的聚集,这就为奈格里所提出的新革命主体——“诸众”概念的出场埋下了伏笔。奈格里通过解构和建构的分析逻辑,颠覆了客观主义的研究范式,重新确立了新革命主体的逻辑架构,并将分析的视域转向共产主义解放的议题之上。奈格里以其否定性和肯定性的双重视角彻底颠覆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体系的过渡理论,破除了以往非主体性和静态性的理解方式,最终把共产主义的现实性根基确立在以共同性为核心的后帝国主义时代主体性解放的规划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