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拥有的大量非流通股可陆续解禁,其积蓄已久的减持动机在此刻得以释放,大股东减持的序幕由此揭开。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内外部监督机制的不完善,大股东减持并非股票的正常交易那般简单,减持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市场择机、盈余管理、业绩画饼等迎合大股东利益的行为,经过一番资本运作,知情的大股东赚得盆钵满盈,而不明就里的中小投资者蒙受巨大损失。机构投资者的出现搭建了大股东与小股东沟通的桥梁,缓解了两者之间的信息传递障碍。机构投资者不仅具有理性的投资理念,专业化的知识和人才优势,而且还拥有持股规模扩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话语权优势。由此,研究机构投资者的参与能否影响大股东减持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论文以2012年至2016年间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生的大股东减持事件作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效应以及在不同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作用。首先通过事件研究法分析减持前后超额收益的变化趋势,探寻大股东能否利用减持交易攫取超额收益,并在此基础上总体讨论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以及其中的影响逻辑。然后利用多元回归分析,考察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规模以及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大股东减持的影响程度。考虑到不同的终极控制人性质使企业表现出不同的治理特征,论文检验了终极控制人性质对机构投资者参与大股东减持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1)大股东能利用减持交易获取超额收益,且机构投资者买入组大股东减持所获取的减持收益高于机构投资者卖出组,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行为通过作用于减持收益的高低而影响大股东减持。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买入行为能促进大股东高位减持,非国有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卖出行为能降低大股东利用减持交易获取的超额收益。(2)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减持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总体上能有效监督大股东减持。其中,机构持股集中度与大股东减持规模显著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越集中,越能有效制衡大股东的减持;与非独立机构投资者相比,独立机构投资者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其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减持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与持股不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相比,持股稳定的机构投资者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其持股比例与大股东减持的负相关关系更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及其异质性与大股东减持规模的负相关关系比在国有企业中更强,机构投资者在非国有企业能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